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重视破产立法。早在1985年，沈阳市政府就率先发布了《沈阳市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这是我国有关破产清算的第一个地方性破产法规。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并发布了许多有关企业破产的政策法规，已逐步将企业破产问题纳入法制的轨道。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已开始发挥作用。从1989年至1996年上半年，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达5000件。其中，1989年至1994年为3010件，而1995年和1996年上半年就达近2000件，说明破产案件呈急剧上升态势。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健全、完善破产法制度，全国人大又在着手重新起草破产法。

穆尔先生似乎对中国改革进程很了解，所以特意向大会提交了这份论文。

穆尔先生是以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而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我国，他与哈特合著的《产权与企业的性质》一文已广为人知。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穆尔先生多年还在从事破产程序研究，那么是什么使一位经济学家闯入了法学领地呢？

本文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线索。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感到我们在阅读《产权与企业的性质》时已熟悉的思路，即寻找一种形式将各个互相矛盾的利益主体一体化。这一思想即体现在穆尔的产权理论中，也体现在他对破产程序的思考中。正如穆尔在本文反复强调的，“关键在于把一组具有不同要求（因而也是不同目标）的人转变为同一类型的股份持有人。”这正是穆尔所提建议的精髓。那么，这一建议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具有何种意义，又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呢？穆尔先生的这篇文章对此给予了详尽（如果不是过于详尽的话）的阐述。

从有关破产的立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制度，破产立法的功能早已不像《法国商法典》那样，更不像古汉穆拉比法典和十二铜表法那样，仅仅旨在保护债权人甚至主要是为了惩治债务人。现代破产制度受到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深刻影响，在总体功能上更强调经济的最优性，因而现代破产立法不仅强调对债权人的保护，并且注意对债务人的保护，特别是都把预防企业破产作为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无论是以债权人让步为特征的和解制度，还是以国家干预为本质的公司整顿制度，都把预防企业破产、减少企业破产、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与正常运转作为立法的宗旨和目的。单一的以清产还债为功能，以保证债权人公平受偿的破产法，在现代社会已不复存在。

尽管如此，由于在各种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种种利害冲突，实现上述宗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如穆尔在第一部分所言，这也正是破产程序作为一个法律程序成为必要的原因。而这程序是否很好地实现了上述宗旨，穆尔的回答是否定的。因此，穆尔的建议不是对现行破产程序的补充，而是提出了一个完整、全新的破产程序。

穆尔把现行的破产程序归为两类，一类称为“现金拍卖”，另一类称为“有组织的讨价还价”，前者似乎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清算”，后者则相当于“和解与企业整顿”。

穆尔指出，“现金拍卖”方式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完备的资本市场，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卖出它的真实价值。穆尔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及败德行为的重要性，由此使得资本市场不会是完全的，这就导致了一些公司只能拆散了出售或以低价出售。

“有组织的讨价还价”就是为了克服上述弊病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破产程序。但它也有固有的缺陷，除了人们常说的耗时及高昂的成本外，穆尔认为最主要的是，它混淆了两种决策，一个是公司会怎样的决策，一个是哪些人可以得到什么的决策。

为了说明问题的实质，穆尔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实际是一个例子）。

假设优先债权人拥有100元的债权，公司的清算价值为90。现在假定让公司继续运营，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半年后公司可能值180元，也可能值40元（如果二者机会相等，则平均价值为110元）。尽管从最大化原则看，让公司继续运营是合理的，因为110元超过了90元。但是从优先债权人的角度，则违背他的利益，因为企业运营成功他只能得100元，仅比立即清算多10元，而运营失败，他只能得40元，由于假定成功与失败的机会均等，他的平均利益只有（100+40）/2=70元，小于立即清算的价值90元。而对于次要债权人继续运营则可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