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1]社会变迁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刻，前所未有。在这一全面而深刻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体育发展的内外环境均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曾经熟悉的体育发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遇到发展瓶颈。表现为，对群众体育的投入大为增加，而国民体质，特别是青少年体质的状态依然堪忧；以功拳操为主的基层体育活动，吸引的依然多为老年人群，青少年鲜有参与；公共体育设施面向社会开放困难重重，百姓身边的场地依然稀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体育服务依然缺失，体育社会位置日趋边缘化的状态仍未改观；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体育遇到发展瓶颈。群众体育是体育的一个基本领域，要突破制约体育发展的瓶颈，群众体育的创新和改革势在必行。群众体育能否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决定的，群众体育能否繁荣，取决于它是否契合社会发展的主流，是否能进入社会发展的核心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此后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延续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2004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后，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扩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十年来“社会建设”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一个核心领域。体育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国体育，特别是群众体育，如果能进入社会建设这一核心领域，不仅能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而且可以彻底改变其目前边缘化的状态，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新的发展前景。

那么，我国的群众体育是否与今天的社会建设有关？如果有关，它应当如何服务于社会建设？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 什么是社会建设

自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后，有关社会建设的讨论就成为学界热点，大家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认识，如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郑杭生则认为，社会建设“可以理解为：在社会领域建立和完善对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以及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创新机制”。^[2]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社会建设的图景日趋清晰，任务也越来越明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

显然，社会建设的内容丰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核心目标是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而要实现社会和谐与进步，就涉及社会参与、社会包容、社会治理、社会服务这些关键词，而正是在这些方面，群众体育具有积极作用。

二 群众体育为什么可以促进社会建设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体育活动的本质功能就是促进和谐，即通过体育活动促进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