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和概念界定

提出“东方现代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现代化几乎与“东方社会”无缘。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在很多人看来，“东方现代化”是否可能，是一个只能“悬置”的问题。起初“东方”还只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在中世纪，地中海曾被看作世界的“西方”，中世纪以后，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中心转到西北欧，世界的范围也扩大到南美洲和北美洲，这种地理和文明范围的扩大，也导致东方概念的变化。16～17世纪，西方向东方扩张，东方世界被按照离世界中心——西欧的远近划分为近东、中东、远东。在从黑格尔到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中，“东方”文化都是被“西方”文化超越的存在。马克思也曾猜想，东方社会可能不同于西方的进化型社会，他依据当时有限的东方社会的文献，特别是印度的文献，指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理解亚细亚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的一把钥匙。他说：“这种简单的生产肌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1]

在过去的现代化理论逻辑中，现代化从来都是与西方社会相联系的。西方社会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而来，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化洗礼的社会。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术语中，“西方”是与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相联系的，与此相对应的“东方”，往往是与经济欠发达、政治集权和社会家族化相联系。

这种思想定式甚至使地理上属于亚洲，也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并不认为自己是“东方国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1885年3月16日的《时事新报》上就发表文章《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还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198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使“东方”和“西方”成为政治概念，“东方”被西方冷战理论赋予了非民主的极权含义。魏特夫（K.A.Wittfogel）认为：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是一种“治水社会”；这种社会的农业由于干旱而需要依赖于协作的灌溉系统，而这种协作进而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形成政治权力控制的庞大社会组织网，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源（魏特夫，1957、1989）。萨义德（E.W.Said）秉承福柯通过知识关系揭示权力关系的方法，在1978年发表了《东方学》一书，并提出一套学说来挑战世界范围的霸权话语——东方学，反对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一套与东方学相对立的“西方学”，引发了一场影响全球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的浪潮（萨义德，1999）。

苏东剧变以后，“东方”的概念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福山（F.Fukuyama）借用了黑格尔的关于历史以自由原则的凯旋而结束的论断，从“资本主义的胜利”中看到西方模式宣告的“历史的终结”（Fukuyama，1993）。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看到，1989年以后世界分裂成七八个多极格局，两大阵营的对立被文明的冲突所替代，这种冲突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或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对立（Huntington1996）。有趣的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后，又出现了关于西方的分裂和两个“西方”的话题，即所谓“真正的美国的西方”和“欧洲的后西方”或新美国和老欧洲（托德2002；Kagan，2003）。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东方现代化”可能性的命题。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东亚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做到了欧美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达到的经济腾飞，新的有关“亚洲价值”的学说创立了。一些“新儒家”学者，根据东亚现代化的经验，对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