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宏伟战略^[1]，此后国内关于“温饱”、“小康”、“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使得“全面小康”、“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又掀起新高潮。随着“构建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又开始了“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热”。本文在回顾20多年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来，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于“小康”、“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试图对此项研究进行理性的反思。

一 学术界关于现代化标准的研究

尽管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Comte）和斯宾塞（H.Spencer）早就富有洞察力地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加以二分对比，学术大师韦伯（M.Weber）进而深刻地指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但是具体而实证地研究现代化的表征及评价标准的，还得从20世纪中期社会学的集大成者、现代化理论的开拓者帕森斯（T.Parsons）算起。帕森斯提出了五对“模式变量”，从行为动机、行为取向、价值规范、角色评价、角色关系等方面具体区分了传统性与现代性。可以用下表对五对“模式变量”分属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应关系加以概括。

表1 五对“模式变量”一览

此后，国内外学术界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视角，继续探讨现代化的涵义，设计现代化的标准。

1.可操作化的“现代化”概念

香港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在其《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为“现代化”制定了六条标准：第一是工业化，第二是都市化，第三是普遍参与，第四是世俗化，第五是高度的结构分殊性，第六是普遍的成就取向。^[2]南京大学历史学家钱乘旦等依据各国经验为现代化立下了九条标准：①经济方面的工业化，②政治方面的民主化，③社会生活形态上的城市化，④人们精神活动方面的世俗化，⑤社会文明开化方面的知识化，⑥个人行为方面的普遍的成就取向，⑦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的功能专门化，⑧社会成员的关系方面的自由流动性，⑨社会等级层次方面的人身自由与机会均等。^[3]

请注意，上述界定均没有涉及GDP（国内生产总值），也没有涉及“指标体系”，更不用说涉嫌“GDP崇拜”了。

2.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

目前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据说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指标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它主要是出现在教科书上。到了20世纪末，它已开始被我国部分学者用来对我国各地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描述和分析，从而在更大的公众范围内产生了影响。^[4]这一指标体系由以下10项指标所组成：

（1）人均GDP（美元）＞3000

（2）农业产值占GDP比重（%）＜12～15

（3）第三产业占GDP比重（%）＜45

（4）非农就业者占总就业人口比重（%）＞70

（5）成人识字率（%）＞80

（6）同年龄青年中受高等教育的比重（%）＞10～15

（7）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50

（8）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人）＜1000

（9）平均期望寿命（岁）＞70

（10）人口自然增长率（‰）＜10^[5]

实际上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用来对“现代化”进程进行综合评估的“英格尔斯指标体系”。所谓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这样产生出来的：1983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应邀前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讲课中提到，有一位叫拉西特（Russett）的学者曾经在70年代根据60个特征对72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他主要对其中的十四个方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城市人口比重等）做了简单介绍，并提出可以以某个典型数字任意画一条线（譬如人均年收入3000美元），来区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观察它们在其他各个指标上的区别，将这些区别点看作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界线。

因此，英格尔斯在这里介绍的只是一些分散的指标，并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无论他还是拉西特似乎都不曾像我们中国学者今天所做的那样，用它来对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综合评估。而且，英格尔斯只是在介绍拉西特的研究成果，如果硬要取一个名称，似乎也应称之为“拉西特指标体系”。这次讲课的内容后来通过该系教师在文章或著作中加以引用而得以发表，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