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由诸条道路组成的迷宫，从一个方向走来时你也许知道怎么走；但从另一个方向走到同一个地点时，你也许就迷路了。

——维特根斯坦^[1]

一 问题

我们首先从两个案例出发。在现代社会中，它们不过是一些惊鸿碎片而已，很难说有自己的面目，而且仅仅是日常生活中大量发生的例行化事件而已。这种事件在我们的社会中每天都在发生，正是因为它们太普通、太平淡了，以至于我们都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但恰恰是这样，可能会麻木了我们对理论和对实践的反思。

案例1

原告张某持一工程结算单，起诉被告杨某给付劳动报酬。该工程结算单是由被告的施工员出具的，原告在工程结算单上签了字。被告对此予以认可。原告已经分五次从被告处领取了100700元，并于起诉前将结算情况写在结算单后面。原告认为，将总结算额减去五笔已经结算的数量，就是被告欠原告的款项。被告向法庭出具了自己的原始付款日记，以证明自己不欠原告的劳动报酬。在再审过程中，对本案中被告是否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存在争议。主办法官认为，本案的性质应该是劳动报酬纠纷，而不是欠款纠纷。原告只要能够证明自己应该从被告处获得多少劳动报酬，就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因此，在他提出结算单以后，举证责任就转移给了被告，被告应当承担证明自己已经付清款项的责任，如果不能举证或者举证失败，则应当承担败诉后果。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按欠款纠纷解决，原告必须提供有法律效力的债权文书。因为原告无法就此举证，因此应当承担败诉的后果。经审委会讨论后，再审维持原判。

案例2

1995年5月23日，杨某（第一原告）与被告某县城建第一建筑公司签订了一个建筑承包工程合同。后来，杨某由于缺乏承建资金，遂邀李某（第二原告）合伙承建。杨某与李某没有订立书面协议。但是两人的合伙关系为被告认可。在承包过程中，承包方先后借支96700元，其中8万元由杨某借出，1.7万元由杨某和李某共同借出。1995年，工程如期完工。1996年6月4日，被告与杨某进行了工程决算，扣除借支费和留出工程保修金5000元后，被告应付款项97886元。李某凭决算书领取了这笔款项，并分给杨某12543元。后来，因为被告资金紧张，又从李某处追回工程款3万元。1997年10月22日，被告向李某支付工程款3000元，保修金未退回。1999年杨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3万元，并追究其拖欠责任。一审法院以李某为合伙人为由，追加李某为原告。在再审过程中，主审法官认为，本案的案由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决定性影响。因为如果认为是拖欠工程款纠纷，则被告应向两个原告支付；两原告之间的内部关系，法院不予考虑；李某认为合伙关系已经结束，应当向杨某再次起诉。但因被告方支付完工程款后，又从李某处追回部分工程款，所以本案又可以按照欠款纠纷处理，如果杨某认为他有部分份额，应当再次起诉李某。

在这个案件中，法院对案由的不同认定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审理结果（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主要涉及举证责任）。如果我们认为法律是一门科学，法律实践是适用真理般的规律解决现实问题的活动，不受任何价值观和社会因素的污染，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相对简单的：对案由的认定必然是或此或彼。但我们必须承认，法律规则处理的是具体的、人与人的争端，因此它的客观性——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客观性，都不可能与自然科学相比，解决法律适用的争议的结果，常常是一种知识/权力对另外一种知识/权力的征服。本文不从部门法的角度讨论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本案应适用何种法律规范。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将从案例中出现的“主题词”角度，讨论在司法中，词与物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2]，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被如何予以界定的，也就是说法律是如何将这些事实纳入到法律范畴中的，以及这种范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

司法中词与物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是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吉尔兹指出：“事实与法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生发的所有小问题，业已成为至少自休谟和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所关注的主题；而且在法理学关于自然法、政策科学和实证合法化的论争，亦都趋于将这个问题视作关键的关键。”^[3]本文不在宏观上讨论法律与事实的关系，而只是从司法中的主题词的角度，讨论这一关系。

二 什么是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