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以来启动经济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改变传统经济体制下“先生产后生活、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取向。从食品衣着的改善到各种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每一个增长高潮都是与大众消费密切相连。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消费的层级化现象也日趋明显，因此，要刺激经济和消费，必须根据消费分层的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

一 消费分层的意义和划分依据

社会分层的方法，无论是从结构转型的理论出发，还是从个人地位获得的假设出发，目前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文化体系中，最广泛应用的就是各种不同的职业量表（occupational scales），而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往往是这些量表的最基本指标（Duncan，1961；Treiman，1970；Treiman and Yip，1989；Goldthorpe and Hope，1972；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3；Bond and Saunders，1999）。中国社会运行的特殊情况是两个转变的并进：即在工业化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市场化体制转轨。这就在职业和收入方面，形成政府规范和市场规范两种体制。如国有企业的经理和私营企业的经理，国家机关的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就分属两种不同的收入体制和消费等级。为准确反映中国社会分层情况而进行的职业地位调查，也往往不得不加入所有制的差异指标（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课题组，1994）。此外，由于中国的税收和财产申报等制度尚不健全，个人和家庭收入是各种调查中最难以厘清的领域。隐性收入和地下经济的大量存在，使得常规的收入统计和调查很难准确真实地反映实际状况。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家庭抽样调查，1996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38.9元，人均消费支出为3919.5元，人均积累919.4元，积累率仅为19.0%；但1996年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为30850亿元，比上年增长31.5%，人均增加2050.92元（国家统计局，1998：133～135）。虽说居民储蓄中存在着公款私存和私人资本金混存的现象，但隐性收入的大量存在是造成收入指标失真的主要原因，一般估计隐性收入平均可占到个人收入的3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据此，我们在本文中选择更容易准确测定的消费指标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在已有的社会分层研究成果中，消费分层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Bourdieu，1979；Rosenbaum，1999）。我们试图通过对消费分层的研究，来了解消费分层与职业分层和收入分层是否具有一致性，并探讨有效刺激最终消费的途径。

本文依据的资料，是北京商情调查公司于1999年3月对重庆市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1]该次调查共取得了1251个有效样本，调查采取分段抽样的方法，先在重庆市定额抽取街道，再在街道内定额抽取居委会，然后依各居委会所拥有户数的多少以一定比例随机抽取接受调查的户，最后才在户内以一定规则抽取年龄在16～70岁之间的居民做调查。1997年，重庆市在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第19位，职工平均工资排在第21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排在第六位。对重庆市的调查只是一个城市的调查，消费水平并不具有推论中国总体的意义，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消费结构分析上的代表性。此外，对重庆市的调查并不是专为消费分层研究而设计，其中缺少消费象征符号偏好的资料，从而无法进行多方面非物质消费的分析，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本文中，我们将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作为消费分层的划分依据。恩格尔是19世纪德国著名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他通过对家庭收入与支出的研究发现：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或者伴随人们富裕程度的上升，家庭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会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在非必需品方面的开支比重，则可能随富裕程度的增加而上升。恩格尔的这一发现，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但在具体数据的应用上，由于较难确定“生活必需品”的概念，故一般以食品开支代替“生活必需品”。在收入增长过程中，人们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收入之比（这是一种恩格尔系数的计算法），或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之比（这是另外一种恩格尔系数的计算法），会随总收入或总支出的增加而逐渐降低。恩格尔定律所揭示的这一准则，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被广泛利用。美国学者奥山斯基（Orshansky）在研究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