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极大程度地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正如Deng and Treiman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1]正因如此，谁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一问题，就被置于社会分层研究的中心位置，教育选拔机制被认为是导致社会经济分化的最关键性的、最重要的机制。^[2]在过去的50多年里，由于急剧的社会政治变迁，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和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经历了几次根本性的、方向性的转变，这些转变与整个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紧密相联。因此，研究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分层及其变迁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解释当前社会经济分化现象及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自1940年以来的60多年里，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经历了哪些变化。通过描述这些变化趋势，作者想要论证的基本假设是，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正是由于1978年执政党意识形态及相关政策的变动，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断裂为两个截然相反的阶段。1949～1978年期间，教育机会分配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教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重要手段。然而，1978年以来，教育机会分配的均等化推进趋势停滞，导致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一系列因素的作用力不断增强，教育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

二 研究背景：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选拔机制的变化

（一）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问题

尽管现代教育系统的选拔过程似乎是以能力标准为主，但许多研究发现，非能力的身份性特征仍然对人们的受教育机会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家庭出身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几乎跨越国界而普遍存在。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弱化这种联系，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地，这种联系仍然存在着。著名的法国社会理论家布迪尼提出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理论，就解释了教育系统如何再生产了阶级地位，使阶级地位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3]

这些情况表明，在绝大多数国家，教育机会的分配仍然是不公平的，并且教育机会的分配明显地向家庭出身背景较优越的人倾斜。Coleman认为，有三种家庭资源影响到人们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4]。教育系统作为筛选机器很明显地有利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出身的人。这也就意味着，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教育仍然是导致社会经济不平等并使社会经济不平等结构化的机制之一，尽管其作用的强度在各个国家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制度的一些特征：比如教育模式以及教育选拔规则等等。同时，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也可能对受教育机会产生影响。

（二）1949～1978：推进教育机会分配平等化及阻断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

一些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机会的分配以及对社会经济分化的影响，与西方工业化社会有所不同。Simkus和Andorka等人的研究^[5]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迅速提高教育机会的供给量（尤其在基础教育方面）、减少或免除各级教育的学费、向较高等级教育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生活津贴等，极大地减弱了出生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Parkin也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意推行某些政策（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使教育机会的分配以及教育模式向着更有利于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倾斜，同时歧视资产阶级或专业人员家庭出身的人^[6]。然而，尽管有这些说法，但很少有数据资料证实东欧和苏联这类前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获得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例如，Shavit和Blossfeld通过数据分析比较研究了13个国家的教育获得情况，并没有发现3个东欧国家（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与10个市场取向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系统差异^[7]。而与此同时，有关中国的数据资料则证实了这些看法。Deng和Treiman基于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出生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显示，中国的教育机会分配是极其平等的，家庭背景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