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于19世纪末从西方导入，完全是由外在的社会因素和内在的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二者结合而促成的。它的导入，既是对西方挑战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学术上的回应和互动，也是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和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需求及必然结果。在进入21世纪之际，追溯社会学百年的发生背景及其导入形式，展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学者百年的理想追求，这对于21世纪社会学学科建设也许还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认识意义。

一 社会学发生的社会背景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的老大帝国，遭到亘古未有的挑战、产生了巨大深刻形变的世纪。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一个屈辱和失落的世纪，也是我们民族自觉最强烈和寻求富强、步入现代化的世纪。

世界现代化历史表明，起步较晚的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总具有这样一条规律，即外来冲击导致“现代性”在社会内部的传播和渗透。这种“现代性”既表现为现代的物质和技术成就，也表现为现代的思想和制度。“现代性”渗透的后果，则是晚近现代化国家内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以现代化目标为取向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运动的高涨。同时，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近代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展开，这样，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也就必然会成为近代文化知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图存、维新自强运动。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鼓吹变法，传播西学。强调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向西方学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学作为西学被导入中国，并作为一种学术制度，“与其他同期导入中国的学堂、船政、邮电、铁路、银行、矿务等等制度形式一样，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种制度符号”^[1]这一制度符号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体现了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力度，而且也构成了推进社会变革的新的日常生活体系和知识体系，为近代社会转型及其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深层变革提供了制度动力和学理动力。

维新派以西方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吸收适应中国社会改良的社会秩序论、社会有机体论及社会整合论等早期社会学说，并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相融合，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理论，其中包括社会发展、社会改良、理想社会、理想家族、民主制度、劳动就业、国民教育、卫生、家庭、养老和妇女等重要社会问题。康有为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之所以陷于“强邻四迫”、“国势危蹙”的困境，就在于因循守旧，不思变法开新。“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2]。并提出人类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进化的，由“据乱世”达“升平世”，最后臻于“大同世”。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理论，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天下之道”。他说“群”是天下之公理，万物之公理，同样“变”也是古今之公理，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他指出“群学”（即今日的“社会学”）是贯通天人之际的根本之学。他把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并用来论证变法。

严复早在1881年就已研读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于1873年著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社会学研究》）一书（见《天演论·导言》脚注），并在1897年把它译成中文，冠名为《群学肄言》。后来证明这是他理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斯宾塞这部书之所以强烈震撼了严复，不仅在于它反映了斯宾塞的整个的进化论思想，还因为它表明了西方的科学方法与治理人类社会（治国平天下）问题之间的联系。严复认为，《群学肄言》与《大学》、《中庸》有相通之处，社会学从根本上说就是治理国家和社会（治平）的科学，正如他后来在《原强》一文中所说：“斯宾塞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之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严复把西方的社会学思想融合为他自己的群学思想，反对专制主义，主张君主立宪，倡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并提出了宇宙是发展进化的，社会也是发展进化的；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其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民主和自由是适应社会进化竞争中的主要内容。

维新激进派谭嗣同的社会思想也吸收了西方社会学说。他在《仁学》一书中，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