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有了较快的发展，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的比重有很大提高。但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非是完全的，市场在其运作过程中，也会不断地被分割细化，劳动力因其本身存在的异质性，在市场配置过程中也不会均衡分布，而发生劳动力分层，分割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今天在中国，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势，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弹性，拓展就业空间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 非正规劳动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

对非正规劳动存在两种不同的界定方式。一种是从劳动的经济组织形式的非正规性来定义的，统称非正规部门。国际劳工组织将非正规部门细分成三种类别：第一类为小型或微型企业，这一类在经济上非常活跃，可视作正规劳动部门的延续，通常通过承包或部分承包协议与正规部门联系在一起，第二类为家庭企业；第三类为独立的服务者，包括家庭帮手、街头小贩、清洁工、街头理发师、擦鞋童等。从数量上说，第三种类型为非正规部门的主体，从技术等级来说，该类型职业又是非正规部门中最低的。^[1]另一种定义则从就业方式的非正规性来界定。比如自我雇佣、家庭内就业、阶段性就业、从事非全日制的弹性工时工作、钟点工、临时工、季节工等。更广一点，那些没有按照劳动力市场规范就业的方式，也应包括在内。笔者认为，所谓非正规劳动，应该把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这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包括在内。

尽管非正规劳动是多种多样的，但它的共同特征也是鲜明的。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劳动就业的特征做过如下概括：①容易进入或没有进入障碍；②主要依赖于本地资源；③家庭所有制或自我雇佣；④经营规模较小；⑤采用劳动密集型的适用性技术；⑥劳动技能不需要在正规学校获得；⑦较少管制或竞争比较充分；^[2]我们可以看到非正规劳动的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就业的灵活性（也可以说是非正规性）和低成本性（包括低组织成本、低人力资本、低管理成本）。国际劳工组织在新发表的1998～1999《世界就业报告》中，又强调了非正规劳动部门的低技能、季节性和非法制框架等特点：所谓非法制框架即：“在买卖双方之间及雇主、雇员间并不存在约束其经济行为的书面的正式合同关系。”^[3]

二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在中国的存在、发展及问题

1.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意义

非正规经济组织以及非正规就业形式的存在与发展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分割的结果，特别是在今天，它的存在与发展对扩大就业、减缓贫困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多样性不仅仅表现在雇佣形式和工资价格制定的灵活性、敏感性之上，还表现在对消费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能够快速反应，组织批量生产的灵活适应能力之上。这种灵活配置生产诸因素的能力使之为一般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弹性，具有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的巨大潜能。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较低的准入门槛，为低技能群体提供了重要的就业空间，也为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置换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带，避免了大量结构性失业群的出现。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成本，使得企业有能力以高薪雇佣掌握高新技能技术的雇员，使企业得以长期保持创新能力。

从劳工的角度看，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最大贡献，是为受到正规劳动力市场排斥的一部分劳动者，提供了就业空间。全球化在导致竞争的加剧的过程中，促进了新技术的传播和新的工作组织形式的形成，同时也加剧了劳动者因技能等差异带来的分化，出现了一部分易受劳动力市场排斥、就业前景有限的“脆弱群体”。这一群体是由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长期失业者、老年失业者和残疾工人组成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恰恰对这些“脆弱工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生存战略”意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普遍得到较快发展，也正因为非正规劳动对容纳多层次的劳动力、扩大就业所具有的巨大可能性，近年来在我国也得到较快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非正规就业领域开始发展，由于政府通过体制内吸收城镇新增劳动力的能力已趋饱和，已无法“包”下所有城镇居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