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能在这次研讨会上就中德文化交流问题发言。

“文化”这个词是多义的。学者们对其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哲学家保尔·罗伦忱认为：“文化是人类劳动的成果，它不是由自然主体创造出来的（例如蜜蜂—蜂房），而是由相互就共同目标进行研讨的理智主体创造出来的。即便是语言亦不是自然能力，而是文化成果”。

按奥斯瓦尔特·斯宾格勒的解释，“文化是形式多样的、与土地连生一起的民族”。

泰勒则持下列观点：“文化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拥有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观念、法律、风俗以及所有其他能力和习惯的整体综合”。

弗洛伊德是把“人类文化”界定为“一切超越其动物性的人类生活，一切有别于动物生活的东西”。

丹尼尔·贝尔则把“文化”突出为“敏感、感情、品行以及归纳所有这些感情的理智”的认同保证“王国”。

哈贝马斯也对“文化”这一概念作过长期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把“文化”界定为传统知识生活世界的相关环境，它同“社会以及个性一起均属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不同于无标准的社会制度）。

在这里要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各种解释进行阐述既冗长也不可能。但仅从上述列举中便可看出，“文化”是囿于社会历史、教育政策、哲学和理论的相关使用范围之内的。

我个人比较同意那种认为文化是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的论点，并以此为据对中德文化交流进行了一些分析，得出了下列一些看法。

决定着中国和外国古老关系的可以说是“中央帝国”这一概念，根据中国的自身定义，“蛮夷”均属“世界之边的民族”。

而根据欧洲中心论，古欧洲同样也认为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

随着美洲的发现，上述看法均被证明为愚昧和错误。自此之后各国代表都更加致力于实事求是地来调查和研究，本国的文化中，外国的文化中，哪些是好的、可用的，是可以溶合为一个新的组合的。结果发现，外国的东西相互之间也完全不是相同的。恰恰是这种区别构成了民族的认同性。于是人们便经历了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经过长期的世界文化交流，相互接受他国文化已经走出了很远的路，现在已经不可逆转。

当今世界正处于向经济发展的振兴之中。经济在外交中的作用愈来愈大。然而无数的事实表明，对外文化政策是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部分。其实经济与文化只不过是看起来有些矛盾，实际上彼此根本不可分割的。文化交流首先应当致力于民族间的了解。通过相互的知遇、相互的了解使民族相互接近，减少、进而消除彼此的成见和敌意。

文化交流有助于向全世界介绍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多角度地介绍自己的语言、政治、文化意识和经济环境，这有助于人们对其文化的进一步理解。当然也希望由此而建立起对本国的信任。

然而文化交流并不是单行道。辛格这位学者说得很对，一个人如果不了解本国的文化，就不可能了解外国文化。反过来的逻辑也是显而易见的，丰富本国文化最好的方法之一便是了解、尊重、敬重另一国的文化。中国有句成语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隨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这一认识得到了确认。这当然是个迟到的认识，但迟到的认识还是要强于无知。

中德文化交流有着悠久而起伏的历史。星星点点的接触早在14世纪便已开始。1303年来自科隆的阿诺尔德兄弟便作为德国人的首批代表居住在北京。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精神欧洲寻找的是通向希腊和罗马源泉和道路，到17世纪启蒙运动初期才努力吸收欧洲国家之外的知识和科学。许多德国人开始研究中国的思想界。中国吸引力可以从德国早期的一些伟大人物身上看到。其中最杰出的学者便是莱布尼茨。他尽管没有能到过中国，信息都是从第二手获得的，是从大量的书本中获得的。然而只要看一看他是以多么虚怀若谷的精神，以多么紧张的态度来从事工作，就不由得会想到，他对中德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认为中国的皇朝是他启蒙极权主义理想的楷模。除他之外便要数歌德。当他在阅读一部中国小说的译文时，便热衷于搞世界文学。他还以语言这一手段想象出夜幕中的中国如诗如画的美景。此外便是马克斯·韦伯，他是德国最著名的古代中国的分析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入研究了儒教和道教。在德国的汉学家中杰出的要数汤若望。1629年他创立了天文准确的中国历法。在他之外还可以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