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驱动经济增长就离不开无生命的能源。当发展中国家开始追求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时，它们不得不面对全球共同的环境资源枯竭带来的令人沮丧的限制。如果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都遵循旧有模式的话，气候将会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地球就会因此遭受巨大灾难。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所有国家都应该有一个对目标的共同认识，不要被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暂时的优势所迷惑以致偏离长期目标。但是这也确实是刻板的国家利益最容易涉入并干扰的领域，使各方在所有相关的国际谈判中争执不下。

出于公平的理念，工业化国家由于排放了近80%的温室气体，为避免日益临近的环境灾难，它们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与此同时，工业化国家有责任开发新的发展范式，以替代它们原先采用的高碳密集的范式，也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它们用得起的基本技术和加工流程。

除了德国和英国，工业化国家少有例外地固执地拒绝这种主张，致使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陷入了实质性僵局。工业化国家继续违约，不去履行它们在1992年《京都议定书》中做出的减排承诺，甚至它所承诺的帮助筹划和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战略，也大部分都没做到。

大致说来《京都议定书》还算是一个成功的协定，所有对日渐逼近的环境灾难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国家，它都要求它们承担一定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它也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奉为神圣准则，同时考虑了特定国家未完成的发展的渴望以及工业化国家在全球温室气体累积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但是在使日渐缩小的全球共同环境资源成为可买卖的商品的问题上，《京都议定书》完全迎合工业化国家的要求，这就为未来的谈判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召开之前进行了一项针对工业化国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减排目标的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严重违约。但是在哥本哈根进行的谈判没有显示出任何解决问题的诚意，会谈进程除了加深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世界的信任赤字外，再无其他收获。最终通过的声明唯一的实质性成果就是承认应该给予世界上的穷国资助，以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这个声明被认为违背了会议的宗旨，因为工业化国家在历史上排放了太多的温室气体，与之相应的当然是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人们原本希望工业化国家在会议上能够承认这一点。

印度是最后一刻才在这份充满了妥协的声明上签字的，声明就像一块小得可怜的遮羞布，根本无法掩饰巨大的失败。自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有迹象表明印度的立场已经有所改变，它不再坚持工业化国家必须首先履行它们的承诺否则发展中国家是不会履行它们的义务的。

政策界人士现在也越来越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印度碳排放的绝对数量大得惊人。科学研究已经发现，就连早期制定的碳排放目标都太宽松，即到2020年将碳浓度降至百万分之450（ppmv），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印度的人均排放量不大，但足以成为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气候学家詹姆士·汉森（James Hansen）呼吁到2020年碳浓度需降至百万分之350（ppmv）的水平，尽管尚未被官方的多边论坛所接受，但其影响不容忽视。

印度只是就人均排放量有唯一肯定的数量承诺。曼莫汉·辛格总理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保证，印度的人均碳排放量不会超过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这只不过是一个有效性和可执行性都不确定的口头承诺，但根据印度一家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德里科学论坛”的计算，如果印度一如既往、不做改变地发展，而西方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恪守承诺，那么印度的人均碳排放量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西方的水平。^[1]

印度需要新的战略选择。如果以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名义继续抵制气候谈判，那么工业化国家也会继续利用印度的“不作为”来当它们“不作为”的借口，因此印度的策略被视为“躲在西方‘不作为’裙下的另一个‘不作为’”。^[2]二者结合在一起使全球谈判彻底陷入僵局。

正当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国对目前的僵局越来越感到不安时，印度最近终于意识到它应该主动采取可靠的行动。气候变化问题对于南亚国家而言尤其重要，因为它们背靠喜马拉雅山，有两个国家——孟加拉和马尔代夫——正切身感受到全球变暖的威胁。

印度在2008年6月通过了国家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