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结论及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书围绕贫困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展开研究，应用的理论是社会学的社会风险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对少数民族聚居县同时也一度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农村贫困人口的深入调研，笔者发现在受到石漠化范围广、程度深和土地资源稀缺、土质贫瘠、水资源缺乏等自然条件限制的天等县，农民通过外出务工或创业的方式改变着县域经济结构和农村经济状况，劳务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天等县的重要创收来源，“一镇（村）一业”的天等县农民创业模式也发展成为广西农民创业的示范和品牌。例如，天等县农民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经营的“桂林米粉”店面达到1500多家，“天等版桂林米粉”现象更是成为天等县农民的创业神话和创业榜样。农民创业作为一种新的农民脱贫致富途径日益改变着天等县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农村的落后面貌。在惊诧于天等县农民创业现象之余，笔者选择从农民创业的角度对天等县农村贫困问题进行深度思考，通过研究发现，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可以实现有效衔接。

一 主要结论

（一）农民贫困与社会风险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

一方面，社会风险不同程度地引起农民贫困或者造成农民返贫。在当今社会，中国广阔的农村社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世界性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等社会发展趋势的波及，并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力量的驱使。而客观地来看，农村很大程度上被动地接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利益、冲突和风险，各种社会风险可能造成农民贫困或返贫，比如城市建设和小城镇建设扩张中的土地征用，使得很多的农民失去其赖以生存土地；此外还有因大型水利工程建设而迁移他乡的“水库移民”、为了改变家庭贫困面貌而不得不远赴异乡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都在各类风险面前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同时，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造成的农民生产困难，教育、医疗、科技等资源匮乏，以及因农村生态恶化造成的水土资源流失和各种自然灾害等风险源，都在造成或者加剧农民贫困。另一方面，农民贫困也在加剧着社会风险的集聚。当一些贫困农民群体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欠发达、信息闭塞、脱贫致富机会少的贫困农村时，他们根本没有资本和能力应对所遭遇的社会风险，也无法解决各种社会风险带来的危机。这样就会使贫困人口遭遇的社会风险迅速扩展为区域社会风险，增大社会风险程度。

（二）导致天等县农村贫困的主要社会风险类型

笔者通过对社会风险源的解读，根据天等县农村社会的贫困现状，归纳出导致天等县农村贫困的主要社会风险类型有以下五种。

一是经济风险。天等县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民面临着生产生活困难、脱贫致富选择机会少等发展瓶颈问题，加上天等县内农村产业零星分布，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滞后，外出务工或创业是县内农村居民的主要增收渠道，收入渠道比较单一，也很不稳定，因此农村经济风险是造成天等县农村贫困的主要社会风险类型。

二是自然灾害风险。长期以来，天等县大部分石山地区农村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当地农民为了生存盲目地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合理保护，水土流失严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突出，这是导致天等县农村自然灾害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

三是文化风险。在“十一五”期间，天等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全县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关键是如何让基层文化站和“农家书屋”真正地起到丰富农民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

四是教育风险。一方面，天等县贫困家庭有因送子女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而导致家庭负债累累、生活贫困的风险。另一方面，“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当地农村还比较盛行，这就应该引起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各方要尽最大努力去预防农村教育风险的产生，促进农村教育发展。

五是科技风险。近年来，天等县结合产业开发，举办了优质稻种植、科学养猪养牛、指天椒种植、甘蔗种植和八角低产改造等培训班428期，培训农民32438人次。可以看出，天等县有关部门还是比较重视农民科技培训工作的，而未来农民科技培训的关键是要起到增长知识并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