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腾飞，中国社会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受到冲击，依托于血缘、地缘构建起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弱化。人们的社会交往愈发复杂，社会地域和阶层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快，导致社会信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中国社会结构体系和观念的愈发多元，推动社会信任不断渗透至经济、社会活动等多重领域。有社会学研究者指出，社会信任主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事实和心理情绪体验，其程度高低反映了社会关系的质量好坏和社会情绪的正负取向。^[1]社会信任有两种内涵：第一，信任发生在个体的人际关系之中，是社会关系构建与维持的重要因素，信任关系是感情亲疏远近的重要标志。第二，信任代表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就是“放心”“认同”“靠得住”“信得过”，用巴伯尔的信任理论来解释的话就是预期对方不会伤害自己。^[2]社会信任作为维系良好社会关系的助推器，能够有效降低社会交往风险，增进良性人群关系，推动契约社会的生成与法治社会建设，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机制，培植社会信任的历程就是探寻我国社会建设的“心灵”之旅，对于社会的全面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社会调查中心在此背景下开展了一项覆盖我国36个城市的社会信任度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职业群体被信任度、熟人社会被信任度、信息来源被信任度、新闻媒体被信任度和政府被信任度等，旨在全方位呈现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度水平和现状，探究导致社会信任问题的本源，为重建和提升中国社会信任水平建言献策。

一 受访者信息概述

在本次调查中，受访者性别占比分布较为均衡。其中，男性受访者占总样本量的50.7%，女性占49.3%，男性略高于女性。从年龄结构来看，30～44岁的受访者最多，占30.8%；45～59岁的受访者占24.1%，20～29岁的受访者占20.7%，20岁以下和6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占比较低，分别为9.0%、15.4%。

从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学本科的受访者占28.5%，居于首位；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受访者紧随其后，占27.8%；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和初中的受访者占比相差不多，各占总数的15.9%和14.5%；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占8.7%，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较少，仅占4.7%。

受访者的职业分布涵盖各职业人群。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受访者占总数的18.2%，居第一位；紧随其后为学生，占12.7%；商业、服务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比较为接近，各占总数的10.6%和10.0%；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受访者占总数的9.7%，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8.3%，个体经营人员占7.1%，生产、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占比紧随其后，为6.9%；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5.8%，自由职业者占5.0%，无业人员占总数的4.5%，军人占比最低，仅占0.1%。

从受访者的月收入情况来看，有18.8%的受访者月收入在3001～4000元，位居第一；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受访者占14.4%，位居第二；有11.0%的受访者月收入在1001～2000元，位居第三；紧随其后的是月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的受访者，占10.5%；月收入在10001元及以上和5001～6000元的受访者分别占8.7%、8.0%；月收入在1～1000元以及6001～10000元的各分段中，都不超过4%；此外，受访者中无收入者占比较高，为16.9%。

从受访者户口来看，农业户口受访者占39.7%，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占60.3%。从受访者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受访者占68.0%，未婚受访者占28.4%，离婚受访者占1.4%，丧偶受访者占2.2%。在受访者中，有子女的受访者占65.3%，无子女的受访者占34.7%。

二 不同职业群体的被信任度

1.农民工、教师的被信任度最高，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被信任度最低

数据显示，受访者对农民工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最高（3.83分），居于首位；职业群体被信任度均值居于第二位的是教师（3.66分）。职业群体被信任度均值较低的是企业家（3.12分）和政府官员（2.82分），其中，受访者对政府官员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最低，官员成为唯一低于一般检验值（3分）的职业群体（t=-5.678，df=938，p＜0.01）。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不同职业群体信任度均值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3]大量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