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国际商贸中心建设是广州“十二五”期间提出的重要战略目标，是广州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重要体现，也是落实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的重要举措。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以及历史悠久的商贸名城，广州拥有打造国际商贸中心的独特优势。广州后工业化时代经济结构的调整提升了第三产业的比例，到2010年，广州第三产业的比例首次突破60%，其中商贸服务业成为主力。同时，广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商贸中心城市标准（250亿美元）。交通枢纽的地位和产业优势更是为广州商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目前广州在国际商贸中心的打造方面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强拉动作用的大项目和好项目缺失严重制约了广州大型商贸经济的发展，低端的市场业态无法构建规模性高端商贸集聚区，从而严重制约了广州作为国际商贸中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此外，政策对接不足和人才缺乏也阻碍了广州商贸经济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进程。

广州学是研究广州历史、人文、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学科，对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挥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广州学研究能够结合广州自身发展特点，探索广州特有的发展属性和演变过程。本文以广州国际商贸中心打造为切入点，重点探讨广州学研究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主要路径，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

二 文献回顾

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地域性差异凸显，地方学的兴起是社会转型在学术领域的表现。早期的地方学注重理论层面的城市规划、城市历史等普遍性研究，多样化的城市发展使得具体城市的个案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从狭义来说，地方学就是研究某一地区的学问，国外也称之为地区学。世界许多城市都成立了致力于城市综合发展的地方学，如东京学、伦敦学、罗马学等。在我国，目前主要有敦煌学、徽学、藏学、北京学、上海学、温州学以及广州学等，港澳地区的香港学、澳门学等也蓬勃发展。

国外的地方学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研究特定空间或地区的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涵盖了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并独立于这些学科研究之外（马纳斯·查特杰，1963）。从目前国外的地方学研究来看，东京学和伦敦学主要从历史文化建筑的层面进行研究，东京学重点研究了现代东京特色（小川和佑，2000），伦敦学研究强调“探索伦敦”“了解伦敦”和“伦敦的历史”三个方面（严昌洪、汤蕾，2006）。

目前我国的地方学研究集中于文化和历史遗产的保护，对城市管理和社会发展领域略有涉猎。各个地方学均有自身的定位，如敦煌学和北京学等，主要通过挖掘城市精神内涵，研究历史文化遗产和城乡发展建设，为制定地方或城市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徽学和藏学则分别以徽州文化和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正确合理地呈现客观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严昌洪、汤蕾，2006）。上海学则始于对上海史的研究，随后拓展到城市研究、海派文化以及上海经济与市场等领域（刘邦凡和杨华昌，2008）。台湾学和澳门学也主要以文献档案和历史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文明的共生形态。不同的是，温州学着重研究温州经济现象，进而研究温州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探索温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的地方学研究大都集中于人地关系问题、历史和文化领域，在特定经济领域的应用较少。因此，以广州学为工具，分析广州市国际商贸中心建设能够有效弥补地方学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不足，对具体发展路径的探讨能够为广州商贸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进而为其他地方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因此，如何运用广州学研究来推动广州商贸中心建设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研究重点。

三 广州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应用

广州学研究通过对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梳理和总结，挖掘广州发展规律，进而顺应新时代广州新定位的发展趋势和潮流，将广州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整合，彰显广州发展的特殊属性，提升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具体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路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