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但是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在加深。在研究不同地区的经济合作与竞争时，一般采用经济联系量和地缘经济关系等指标。

经济联系量反映的是地区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学者多通过采用区域人口、GDP、公路里程、时间距离等指标构建引力模型，以对经济联系进行测度。王海江、苗长虹等（2012）对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联系量进行测算，指出区域空间结构与内部空间经济联系和联系网络密切相关，并且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是我国经济的偏集地。徐慧超等（2013）分析中原经济区的城市流强度，认为区位优势对城市流影响显著。覃成林、黄小雅（2014）通过研究2020年高铁网络建成后沿线城市的可达性与经济联系强度，得出沿线及枢纽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随可达性的改善而提高的结论。贺欢欢、吕斌（2014）利用综合指标对长株潭城市群各市经济联系强度进行了分析，指出该城市群次中心城市不明显，除长、株、潭以外的城市彼此间的经济联系不突出。经济联系量的功能较单一，仅从经济联系量出发无法观测到地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地缘经济关系反映的则是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与互补性，温志宏（1998）提出了欧氏距离分析法，此后大多学者都在该方法的基础上对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刘媛媛、涂建军（2011）对中原经济区内部城市间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指出中原经济区整体上看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张亚明等（2012）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认为“京津冀”地区在地缘上有良好的竞争互补关系，但存在行政壁垒、产业分工不明确、补偿机制不足等原因，导致该区域无法形成良好的竞合关系。何琪（2013）对珠三角城市群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该城市群内部合作不足，竞争性过强的结论。因地缘经济关系未考虑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因此仅从地缘经济关系角度出发依旧有失偏颇。

将经济联系量与地缘经济关系结合起来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地区本身的特质以及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丁洪建等（2008）、邓春玉（2010）、张怀志等（2014）分别对南京市、珠三角经济圈、滇中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强度与地缘经济关系进行了匹配分析。

本文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和欧氏距离测度模型，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内各城市组团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及其匹配状态进行实证分析，匹配分析的结果可以为区域科学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 区域概况

珠江—西江经济带上接云南、贵州，纵贯广东、广西，下通香港、澳门，既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也是大西南各省区进行物资交流、沟通东南亚的运输大动脉和出海大通道，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经济带由广东省的广州、佛山、肇庆、云浮4个地级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7个地级市构成，整体区域面积为16.5万平方公里。2013年末经济带内常住总人口为522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1.5%，地区生产总值为33143.17亿元。2014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将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

《规划》根据珠江—西江经济带内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港口交通等条件，将经济带设计为“一轴两核四组团”的空间格局。一轴是指以珠江—西江主干流区域为轴带，包括广州、佛山、肇庆、云浮、梧州、贵港、南宁7市；两核是指以广州和南宁作为经济带的双核，并强化其辐射带动作用；四组团是指以区域内中心城市为核心，按照流域特点和区域联系，重点建设广州—佛山、肇庆—云浮—梧州—贵港、柳州—来宾、南宁—崇左—百色四组团。《规划》中将珠江—西江经济带定位为“西南中南开放发展战略支撑带”、“东西部合作发展示范区”、“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和“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并以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和支撑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能力为目标。而通过互联互通大通道、珠江—西江生态廊道、特色多元沿江城镇体系、产业协同发展等目标的建设与打造，珠江—西江经济带有望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增长极，为区域协调发展和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