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百多年的进展，但过去学界多集中于杂史笔记、档案整理及通俗书写，学理探讨有限，也缺乏现实意义^[1]。近年来亚太政治经济格局剧烈转变，以及“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OBOR）战略的提出，不仅使位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东南亚地区成为亚太发展、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区域内为数众多的华人群体将扮演何种角色，也引发广泛关注。对中国而言，推动“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既要从互利共赢出发，追求区域和谐与繁荣，更要发挥中华民族的文化纽带优势，掌握沿路重点国家及区域的最新动态及在地观点。马来西亚为东南亚主要国家，2015年再度轮值为东盟主席国，第26届东盟峰会（ASEAN Summit）于2015年4月27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而马来西亚华人数量众多，社会经济影响力强，在华投资可观，对中马友谊的深化贡献卓著。因此，探讨马来西亚及华侨华人如何参与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促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落实，当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结合历史与现实，首先介绍中马关系的发展与现状，进而探讨中国—东盟区域整合、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推动进程中马来西亚的地位，以及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在此新形势下的参与，最后提出若干展望。

一 中马关系的发展与现状

（一）历史上的中马互动

中国与马来（西）亚往来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至汉朝，经过历代朝贡贸易的发展与相互影响，关系日益密切。远者不论，明朝郑和下西洋时，宝船舰队多次抵达华裔聚集的马六甲海峡商港，其所传播的中华文明和技术，促进了马来半岛港市的发展和繁荣。大航海时代以来，在中马两国发展及互动往来的历史场景中，便时常可见华侨华人的身影，甚至近代中国的命运，也与南洋紧紧相系，新马尤为重中之重。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曾多次在马来亚各地宣传、募款，获得华侨的热烈支持，资助革命者有之，亲身投入起义者不乏其人。民国成立后，中国国民党即于马来亚及新加坡建立支部、组织动员，引起殖民当局侧目，亦可窥见华侨资力丰厚，关心国事，认同中华。

1937年抗战爆发，新马华人以爱乡情怀响应抗日，积极筹赈、起身抗暴，贡献卓著。战后，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起抵制蒋介石，反对内战，支持毛泽东成立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后，陈氏代表华侨华人参议国是，推动爱国团结，支持新中国的建设，被誉为华侨旗帜。

然而，华侨的政治认同及公民权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族肇建的时空背景下，夹处于美苏对峙及左右势力之间，成为中国—东南亚外交关系上待决的难题。英国殖民政府及1957年独立后的马来亚政府，多次以参与、资助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为由，限制华人向中国汇款、贸易的自由，马中经贸为之滞阻。

1970年9月，马来西亚率先提出“东南亚中立化”主张，一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反共政策，尝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1年5月，马来西亚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此举得到中国的肯定与善意回应，中马两国恢复正式的接触。

（二）中马建交以来的发展

1974年5月3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萨（Abdul Razak）在北京签署了中马联合公报，两国随后在北京、吉隆坡互设大使馆（中方1994年再于古晋设立总领事馆，方便东马民众办理业务）。马来西亚是东盟创始会员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启了中马友谊的新篇章，也成为中国—东南亚区域友好合作的先驱^[2]。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值此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冷战高峰期，中马两国又面临各自严峻的内部发展问题，建交诚属不易：两国领袖的互信及远见令人佩服。

中马建交初期，两国在领海主权、华侨华人政策等议题上有待磨合，关系停滞不前。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马来西亚，高层领导互访开始热络，但民间往来仍受限制，马来西亚人民如欲赴中国，仍须以商贸访问团形式方能成行。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统计，中马建交后的前十年，双边贸易额仅从1973年的1.26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3.68亿美元。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后，形成新一批的移民潮，出国发展者日众，前往马来西亚工作及定居者不在少数，为中马往来注入新的动力。1981年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上台执政后，为减少对西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