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印度人民院举行第十六次大选。5月中旬，选举大幕拉开，印度人民党气势如虹，一路凯歌高奏，在竞选的人民院543个议席中拿下了282个席位，以它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共获得330多个席位，而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仅得到63个席位。此次选举打破了自1989年第九次大选以来，任何政党都未能获得人民院过半议席，从而出现的“悬浮议会”和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以大力推进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效而闻名的前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强势胜出，显示了民众对大力推进改革和走出“经济增长困境”的期望，也是印度议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印度政治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纳伦德拉·莫迪强势执政，经济改革走出困顿不前沼泽，印度迎来第二轮改革大潮

此次选举是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印度经济增长率连续下滑，第一轮经济改革进入尾声，迫切需要加大力度推进第二轮经济改革的形势下进行的。

自20世纪90年代开展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2009～2010年度和2010～2011年度，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均为8.4%，国际上盛赞“印度奇迹”，曼·辛格政府也充满信心。然而，进入2011～2012年度，印度经济即遭遇“增长困境”，年度增长率仅为6.9%，为九年来最低。标准普尔将印度的长期债券信用等级评为BBB-，接近于垃圾级，并评论“印度将成为金砖国家中第一个坠落的天使”；英国《经济学家》说“奇迹变成了海市蜃楼”。^[1]2012～2013年度，印度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跌，年度增长率降至5.0%，为十年来最低。农业、林业、渔业增长率比上一年度下降1.7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率下降1.4个百分点；经济改革以来快速发展的服务业的增长率也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消费、投资、对外贸易的增长率与上一年度相比也下降了。^[2]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增长困境”自然成为印度选民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

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第一次经济改革，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导向，使印度摆脱了“尼赫鲁—马哈拉诺比斯模式”^[3]的束缚，经济快速增长。然而，经过20余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印度暴露出了第一轮经济改革的缺陷与偏差，需要针对存在问题再次推进经济改革，注入新的活力，促使经济走出“增长困境”，实现持续增长。

之前二十余年经济改革及经济增长遗留下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畸形发展，难以支撑快速发展，不利于解决就业及社会公正问题。第三产业是印度第一轮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领域，信息技术、金融、用户服务等外包业务推动了印度第三产业的高速增长。相比较而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长缓慢。结果是印度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之初的1990～1991年度，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6%，第二产业占27.7%，第三产业占42.1%。十年后的2000～2001年度，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至22.3%；第二产业大体维持原有水平，为27.5%；第三产业上升至50.4%。2012～2013年度，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降至历史最低，仅为13.7%；第二产业维持不变，仍为27.0%；第三产业升至历史最高点，为59.3%。^[4]第三产业的急剧发展支撑了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印度也因此被人们盛赞为“世界办公室”。然而，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迅猛壮大、第二产业停滞、第一产业萎缩的经济结构既不能适应印度基本国情也不能满足印度基本需求的弊端也日益明显和尖锐。首先，以信息技术、金融、用户服务等外包业务推动的印度第三产业与印度经济的联系远远弱于它与欧美国家的联系，“世界办公室”与本土经济在相当程度上的脱节，对牵动印度经济总体发展的力度不足。其次，印度第三产业一枝独秀般的发展不能有效地解决作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的就业与谋生问题，不利于将印度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力资源投入生产。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的大幅降低，需要将劳动力从农业等部门中转移到其他产业，然而迅猛发展的第三产业并没有吸收与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增长幅度相对应的劳动力。最后，由于第一次经济改革的缺陷与偏差，印度错过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历史机遇，未能提升工业化水平，改造和发展制造业。印度错过了20世纪60～80年代以跨国公司的产品、零部件和装配线外包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第一次浪潮，在带有技术和资本性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