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全球区域化进程迅速推进，中国—东盟的区域化建设的前景乐观。2002年11月4日，中国同东盟十国就经济合作方式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为双方进一步加强经济贸易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1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双方贸易额从2002年的近547.67亿美元扩大到2012年的4436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以上；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持续增长，2013年1～11月，双方相互投资达120亿美元；在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过程中，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货币合作也不断增加，迄今为止，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经济增长、外汇储备、利率制度等方面的趋同性日益增强，从2012年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7%，泰国为6.4%；中国与泰国的M2比率都大于1，分别为181.64%和131.13%；中国存款利率为3%，泰国为2.8%。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区域内贸易的增加和要素流动的不断加快，与之相关的汇率等风险也不断增加，中国和东盟各国必须考虑建立一种稳定的机制来消除这些风险。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应对1997年金融危机以及欧盟国家建立共同大市场和欧元区的经验说明，推动货币一体化最终建立货币联盟是减少汇率波动等风险，促进经济增长、贸易流动和经济一体化的最优选择。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为中国和东盟国家组建货币联盟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本文将运用2000～2012年的数据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实行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二 文献综述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初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蒙代尔提出，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发展，目前已较为成熟。20世纪80年代货币一体化方面问题主要是使用单一标准来判断是否组成货币联盟区，其中使用的单一标准主要有工资和物价的灵活性、劳动力流动性、生产和消费的多样化程度，等等。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考察欧洲国家货币一体化的影响因素；Grauwe（1993）认为当货币联盟面临非对称性冲击时，国际收入保障和消费平滑是重要的实现机制；Artis与Zhang（1999）运用聚类分析，评估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的一系列标准在一组国家间的相似性，从中找出具有相似性的国家，以组成货币区；Dedola和Lippi（2000）提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差异非常大的国家难以采用共同货币，差异小的国家组成货币区的收益将大于差异大的国家。

本文主要借鉴Artis和Zhang的方法，根据目前众多学者所提出的组成货币区的影响因素，并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组成货币区的可行性进行研究。目前，最优货币区理论考虑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开放度、通货膨胀率、政策一体化、外部冲击、转换成本等因素，在分析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以及收益的基础上判断在两个或多个区域实行共同货币是否更有利。加入货币区的主要成本集中体现在放弃汇率政策工具和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对一国而言，加入货币联盟，也就放弃了汇率这个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机制，而且该国不再拥有实施反周期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从而降低了本国宏观经济稳定性；使用共同货币将使区域内个体国家丧失铸币权，制约本国财政政策的使用。组建货币区的收益则包括：减少汇兑损失；引入单一货币减少了汇率的波动风险和金融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区域内贸易；一国（特别是小国）可以通过加入货币联盟来避免因汇率不稳定而必须维持的高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扩大投资；那些存在高通货膨胀率而且具有价格剧烈波动历史的国家放弃本国货币最能受益。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货币合作，需要巨大的政治推动，也需要中国和东盟在经济方面必须满足必要的条件。纵观欧洲货币合作的历程，区域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这个历程大约会经历三个阶段：讨论如何有效地发挥货币合作的作用、简单信息共享、监管经验交流等初级阶段；制定汇率目标，明确浮动界限和干预时机，并有市场基金作为保障，保证区域内汇率稳定的汇率协调阶段；区域内由统一的银行发行单一货币的高级阶段。中国和东盟目前的货币合作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已就货币合作展开了信息资源的协调，最主要的成果表现在各国政府、财政当局在各种区域平台下进行的信息沟通，例如东盟+中日韩财长机制。

三 实证部分

首先，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