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先后提出的。所谓“中国周边战略”就是中国外交战略在周边的具体体现,当前中国外交战略主要为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而展开,核心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周边战略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在中国周边进行的战略布局。由于“一带一路”是在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前所未有的重视周边战略的背景下推出的,周边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起点又直接攸关其推进的成败,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和中国新时期周边战略应该存在紧密的相关性。本文主要考察的就是这种相关性。
一 “一带一路”提出的中国周边背景
从时间上看,在2013年9月和10月初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后,10月底就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从逻辑上看,中国周边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和主要辐射区域直接决定了其能否成功推进,因此,在推出这一战略时必然会考虑中国周边环境与周边战略。从中国周边环境和周边战略来看,首先需要考察中国新时期总体的外交战略与外交环境,因为“一带一路”和周边战略从根本上均受制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为中国总体外交战略服务;其次,和中国其他大的政策或战略一样,“一带一路”应是“问题导向”,即“倒逼”出来的,中国周边环境中存在的一些紧迫问题需通过“一带一路”去破解;最后,从战略规划和实施的角度,“一带一路”必然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即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
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角度来看,已由此前的发展性战略转向崛起性战略,这可谓中国外交最根本性转变的“新常态”。从理论及历史经验可见,所谓“大国崛起”应满足三个条件:在二流国家中异军突起,与霸权国差距迅速缩小,外交更为积极进取[1]。由此可见,虽然国内外讨论了很多年的中国崛起,但真正开始崛起的起点应在2013年党的十八大后,明确提出到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崛起所设定的时间为36年。由发展性战略转向崛起性战略,对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提出新的要求。从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来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其在总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指导下,虽然明确提出“周边是首要”,但事实上周边外交长期滞后于大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当时中国政府经常指出大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是“重中之重”,这也表明,相对于周边外交,对美外交更为重要。习近平主席执政两年多,已显示出将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放到同等重要位置的迹象。这尤为体现在2013年10月24~25日我国史无前例地高规格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2]。
考察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崛起经验与教训可以发现,每个大国在崛起时都意识到战略方针上有地区战略与世界战略“两个重心”,也都遵循“先地区、后世界”的原则。但对这两个重心不同的处理方式,导致崛起命运截然不同。英国、美国,以及俾斯麦时期的德国都是在牢固确立地区大国的前提下走向世界的,而且在走向世界时始终奉行“双重心”战略。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则是在没有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没有建立起真正稳定牢固的地区大国地位和没有处理好地区战略(比如地区经济体系等多边安排)的背景下,仓促走向世界,崛起失败。
历史经验证明习近平主席执政后从“大国外交”一个重心向“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双重心转向的战略意义与历史高度。历史经验表明,从现在起相当长时间,中国应持之以恒地重视周边战略,海外利益拓展也应首先服务于确立与巩固地区大国地位。作为同期推出的中国外交战略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带一路”,显然是作为中国外交战略与周边战略的重要一环提出的。作为一个战略规划,周边战略必然需要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进行推动。“一带一路”在这种背景下被推出,显然也是作为推进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