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大国，对东南亚国家长期实行人道主义援助，在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偏颇与受援国的区别反馈等国家利益因素的影响后，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逐渐走向开放、包容和与受援国的可持续良性互动。本文围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分析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发展及对其在历史和当前环境下对构筑中国—东盟共同体所起的积极作用，并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在该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进行一定的政策分析。

一 概念界定和研究概述

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国家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普遍的国际关系现象。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概念界定，目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领域尚未对此给予明确而普遍认可的定义。从国际法角度来讲，有关人道主义援助的相关文件和公约集中表现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上，包括在国际战争和武装冲突时期对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武装冲突受难者、改善伤病员待遇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主要规定在1949年的日内瓦关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四个公约中，以及1977年对这些公约的第1和第2附加议定书^[1]。在国际红十字、红新月章程中还有一些相关规定^[2]。早期，人道主义援助主要侧重于对战争受难者（包括俘虏、平民等）实施人道主义保护，因为这是人道主义灾难大规模发生的领域。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向遭受自然灾害和受到人为事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提供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帮助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3]。这表明人道主义援助的概念范围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有所扩大和延伸。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人道主义援助往往是作为一国对外援助的一部分被讨论，与一国对外政治、经济等对外政策息息相关，在达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目的的同时自身国家利益往往也直接或间接获得提升。因此，总结上述分析可知，人道援助主要基于人道主义思想（也有自身国家利益考量）而对受难者做出物资或货币上的支援，主要目的是维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缓解不幸，维护人类尊严。从援助国的角度来讲，这也有利于拉近国家间关系，提升国家软实力。人道主义援助的主体一般是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及其他非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具体而言，政府及联合国机构所奉行的人道主义原则列于联合国大会第46/182号决议案中。而非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则主要依据《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及从事救灾援助的非政府组织行为准则》。本文在探讨人道主义援助时部分涉及国家对外援助的其他部分。

东盟，全称东南亚国家联盟，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十国。考虑到东盟是1967年在吉隆坡成立的，本文讨论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关系涉及1967年以前时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替代。东盟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自然灾害较为频繁，而且处于亚太地区咽喉位置，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关系之一。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全面阐述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和东盟的睦邻友好政策，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4]，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五个“坚持”的建议，其中，“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心心相印”都与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援助密切相关。因而，研究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

人道主义援助作为中国政府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在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著述颇丰，但大都集中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研究。然而，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外援助，尤其是人道主义援助的研究，还没有系统研究的专著，只有少量论文，如吴杰伟的《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援助研究》、张清敏的《援助外交》。其他大都以国别研究、具体援助领域的案例研究或比较政治研究作为分析视角，如薛力的《中国对外援助在柬埔寨》、张松的《二战后美国在东南亚的人道主义援助研究》、陈莹的《冷战后中美日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角力——以对东盟援助为例》等。本文紧扣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分析中国对东南亚国家人道主义援助的发展及对其在历史和当前环境下对构筑中国—东盟共同体所起的积极作用，并在历史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