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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协同发展——以跨国艾人族群为中心
    ——以跨国艾人族群为中心

    作者:何良俊 出版时间:2016年01月
    摘要:相比传统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至少具备两个方面的超越:一方面,不仅再是以丝绸贸易为主的通津孔道,而成为区域性货物、服务流通的国际交流大通道;另一方面,在现实意义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够直接辐射和影响的区域社会和人群是前所未及的。如果说帝国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趋向于加强对航线沿岸的影响,那么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则在于区域内的人文社会互动。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东盟国家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这一战略构想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打造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海上经济大通道,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助于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经贸、科技、生态环境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而且对人文交流的深入开展,特别是民间文化交往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角度来说,相比传统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至少具备两个方面的超越:一方面,不仅再是以丝绸贸易为主的通津孔道,而成为区域性货物、服务流通的国际交流大通道;另一方面,在现实意义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够直接辐射和影响的区域社会和人群是前所未及的。如果说帝国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趋向于加强对航线沿岸的影响,那么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则在于区域内的人文社会互动。

    一 区域: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实践的一种视角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及影响,以往学术界大多侧重于以点或线为研究内容,将研究视野聚焦于丝绸之路沿岸的港口以及连接港口的航线,较少从区域的角度来认识和探讨这一问题。实际上,要扩大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特别是要实现现代海上丝路的战略构想,更多地需要以区域为视角展开研究和实践。

    在我们的讨论中,“区域”是一个被赋予某种意义的空间,可大可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区域”的重视,容易对所要分析的特定对象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此,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一方面,我们可将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地区看作一个现实上存在着某种联系的整体(而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将研究视野聚焦于北部湾地区的艾人族群聚居区,考察这一跨国族群的互动方式及内容。总之,如何定义区域,可视我们关注的主题而定。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构需力求一种国际性的区域联动。在历史上,社会互动主要是以人的交流为载体,如藏彝走廊、南岭走廊等,都是基于历史上在区域内曾出现长期的、频繁的族群互动及融合而产生的文化地理概念。如今,在上述地区我们仍可看到如“马赛克”般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共荣共生的各个民族。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南方边境地区,将省(区)的界限转换为国界,则相应地能够看到:跨国界的人群互动,是区域构建的重要动力之一。当前的人文交流研究与实践,多以旅游、留学、经商等渠道为重点加以探讨和实施。广西在践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时一直强调,要充分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人文合作优势,建设留学生基地,以增进良好的国际关系;大力开展与东盟国家的人文合作项目;以跨境旅游业为突破口,推动沿线各国游客往来[2]。这些举措就是在现实操作中,将自身(广西)与东南亚地区关联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该体系视为一个区域。区域内的教育、旅游、经贸等活动是区域人文交流的重要体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边境地区的民族交往,特别是跨国民族的互动,同样不可忽视。引导和推进跨国民族的良性互动,不仅能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更有可能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性构建中迈出新的一步。

    强调丝绸之路的区域性,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在国际性的区域合作中,在人文领域有原则地突出文化的共性,真正实现跨国的文化互动。总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应当是一个“面”,即区域性的多元互动,而非“由点而线”的单线联系。

    二 区域联动:跨国民族协同发展是推手

    可以说,实现区域性的联动是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在区域上显示出跨国互动的特点,而且在区域中存在为数不少的跨国民族。实现区域联动,需要将某一跨国民族(族群)作为一个整体,推动跨国民族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动交流,实现跨国民族的协同发展。这一过程对促进区域性协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事实上,协同发展理论得益于生态学的相关研究。生态学中所讨论的协同进化理论,简单说就是一个物种的进化,是对另一个相关物种的反应,而后者本身性状的改变又根源于前者的进化[3]。由此看来,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有可能与其他生物形成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