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是“政府圈”、“市场圈”和“社会圈”三圈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宏观空间奠定自身的微观基础，既要把握政府职能转变的有利契机，也要借助市场竞争机制，更要提升社会组织自身治理能力。社会组织的结构、体制与能力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徐家良，2012），所以社会组织发展必然是一个系统概念，需要从社会发展现状、制度环境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出发提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建议，即确保社会组织的发展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多部门协同的制度创新，实现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和规范运作能力的提升。

1.确保社会组织的发展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做了概述，即“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也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社会组织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延伸地带，更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增长点。社会组织是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治理的合作者，是推动现代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相应地，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工作重点需要以促进参与和简政放权为落脚点，具体内容包括强力推进官办社会组织改革、改进社会组织的准入制度、加大税收优惠支持力度等，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最终实现社会组织能力显著提升、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更加优化、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基本形成的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总目标（马庆钰，2015）。只有确保社会组织的发展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社会组织的发展才有根基，才能真正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

首先，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以提升收益和降低成本作为实现合作治理的关键准则。社会组织需要将自己的角色和功能多样化，即不只是在养老、助残等社区服务中发挥作用，也需要在政府与公众协商过程中发挥利益综合和表达的作用。因为合作治理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秩序影响收益和成本，因此需要通过制定规则以构建各参与主体间互利和平等的合作关系，通过搭建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创建有利于各方合作的社会均衡，在这个环境中，社会组织既在法律制度框架下发挥自身优势，又遵守宽容和协商的基本原则（双艳珍，2015）。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将分割的利益进行整合，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利益整合的过程中，可利用各类枢纽型社会组织，特别是充分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等传统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解决利益识别、利益筛选、利益整合、利益实现、利益反馈等实践问题。

其次，在社会组织参与简政放权方面，以同时提升国家和社会效能作为简政放权的评判标准。政府作为社会组织的监管者和培育者，需要树立共同治理的理念，以“社会治理”的逻辑来取代“治理社会”的逻辑（张紧跟，2015）。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特别要尊重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明确放权者和受权者的权利与义务，让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能够自主进退。为促进社会组织良性发展，须从工具性支持转向主体性支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激发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潜能、拓展社会组织生产公共言论的功能，后者通过搭建和完善制度化、常规化的对话交流与沟通协商公共平台，有助于保持政府和公众沟通的双向平衡，进而在第三部门领域形成“双轨政治”格局（唐文玉，2015），这是提升现代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维度。

2.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多部门协同的制度创新

无论在自身能力、政府政策方面还是在社会环境方面，我国社会组织尚处于生存期，从政府角度来讲需要兼顾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和培育扶持，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各级政府应从“公益垄断”走向“合理赋权”，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实现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组织空间拓展与让渡的无缝对接（齐久恒，2015）。中央和地方之间、各政府部门之间应该协同推进，避免社会组织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在政策与具体实践方面的不平衡，即中央的政策到地方却流于形式，而地方的实践无中央基本政策的支持。各地区、各部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