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6年01月 |
2014年,河北省的城镇化率达到49.3%,比2013年增加1.2个百分点,城镇化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城镇化并不等于“去农村化”,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以先进的理念搞好农村治理,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河北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 河北农村治理现状及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末《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自治法》、《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制定实施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的推进,河北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给传统的农村治理模式带来巨大的影响,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村民自治两极分化明显
1.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村庄,村民自治效果较好
村民自治的路径是由村民选举出村民委员会成员,组织村民自治。村委会成员的素质与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民自治的质量与效能。在河北农村中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包括城市近郊农村,得益于毗邻城市的地缘优势,或者借助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个体、集体经济蓬勃发展,吸引和消化了大量的劳动力,多数年轻人在本村企业或者周边城市打工,但仍然生活、居住在村里,从而维持了农村的繁荣局面。也是由于集体经济的发展,给农村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吸引高素质的年轻人竞选村委会成员,通过选举组成的自治班子具有良好的执行能力,为农村自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村庄,村民自治效果较差
对那些集体经济乏善可陈、个体经济又不发达的农村来说,随着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村里的多为老人、妇女、儿童,难以选举出高素质的村民委员会成员,造成执行力欠缺。而村集体财政来源匮乏,乡村治理缺乏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造成村民自治成为实际上的“无为而治”,村委会成员只是受乡镇政府委托,单纯从事一些上情下达的纯事务性工作,村民委员会退化为乡一级基层组织的“传声筒”。
(二)乡村基层政权功能较弱
在农村,乡一级政府实际管理、指导着村民自治。自税费改革以后,“三提五统”等收费项目取消,村集体以及基层乡镇政府的经济来源匮乏,可支配收入减少,基层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受限,公共事业难以开展,群众长期得不到实惠,对干部缺少认同感和信任感,基层组织的权威受到削弱,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很大抑制,限制了其治理功能的发挥。
(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状况在逐步改善
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失去重要的资金来源,在集体经济发展不足的乡村,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依靠村民集资,而由于青壮年常年在村子外面生活,投资意愿不足,致使集资很难达成一致,在有的村庄,道路硬化的资金都无法足额筹措。况且,一些基础设施需要投入的资金巨大,单单依靠村民的集资远不能弥补资金缺口,从而使得农村基础设施和城镇的差距越来越大。出于对舒适生活的需求,一些富裕的农村家庭在城镇购买房产,常年生活在城镇,孩子也在城镇上学,从而加剧了农村的空心化,在相当一部分村民中,投资基础设施的意愿进一步弱化。
为改变农村环境,“河北省政府从2013年起,决定举全省之力,用5年左右时间,在农村重点实施环境整治、民居改造、设施配套、服务提升、生态建设五大工程,建设美丽乡村。为此,河北省专门建立了多渠道筹集和整合资金机制。鼓励引导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探索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抵押贷款试点,推动农村要素可抵押、可流转、可交易;出台政策,鼓励工商和民间资本参与,通过命名认建、品牌捐赠等形式,鼓励企业家支持农村,回报家乡,为改造提升行动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最近3年,河北每年安排和整合各类财政资金达150多亿元,对推动新农村建设起到了强力支撑作用”。[1]目前,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水平有望逐步提高。
(四)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乡村社会文化遭遇现代观念冲击,出现文化过渡断层,影响乡村治理的思想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村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故乡,儒家思想一代代流传下来,成为乡村主流文化,构成村民自治的思想基础,也是乡规民约的文化源泉。市场经济改革后,随着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