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作为人们生活的微观环境，其结构、规模、人际关系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而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人口发展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转型，家庭结构及其内部的代际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化，使得传统社会中依靠家庭提供婴幼儿抚养和老年照护等的家庭内部互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需要政府和社会来填补相应的空缺，提供越来越多的社会化服务。

近30年来，上海人口持续较快增长，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从1982年“三普”到2010年“六普”，上海人口增加了1.94倍。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上海常住人口的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1953年4.7人、1964年4.5人、1982年3.6人、1990年3.1人、2000年2.8人、2010年2.5人，呈现小型化的特点。户籍人口的家庭户规模和常住人口接近。

家庭规模的变小，带来了家庭内部供养关系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内部互助的照料模式受到很大冲击，表现最突出的问题是婴幼儿的抚养问题和老年人的照护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结婚后不再与父母同住，他们的孩子难以得到上一辈的照顾；纯老家庭和独居老人增加，也给高龄或者身体不好的老年人的照料护理带来了困难。到2033年以后，等上海大量独生子女父母进入80岁以后，养老问题将更加严重。

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家庭内部供养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困难，亟须社会公共服务来弥补；但是现在的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与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在养老方面，公共养老服务的种类、质量、形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能很好地满足养老服务的需要。而婴幼儿服务方面，尽管妇联、卫生、人口计生、人社、民政等部门都在参与婴幼儿的服务工作，但是没有一个抓总协调的部门，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没有专业的服务人员培训渠道，没有专门的婴幼儿照护财政专项补贴资金。

当然，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还有很多，比如上门维修服务、送餐服务等。本课题着重研究上海社会经济快速转型期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代际关系的转变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婴幼儿和老年的照护问题，探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应对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相关的公共服务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情况

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长久命题，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对有关家庭的理论概念进行界定

美国学者P.C.默克多于1947年最早从人口学的角度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学说，用以描述家庭自身的产生、发展、稳定、收缩、空巢和解体六个阶段，认为家庭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有不同的内容和任务。美国家庭社会学家Evelyn M. Duvall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八阶段家庭生命周期。

国内学者对家庭和代际的一些概念也有研究。郭志刚在1995年把家庭分成“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单人家庭”“残缺家庭”等类型。还有一些学者着重于研究“空巢家庭”现象和问题。计划生育催生了我国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学术界对这种结构的家庭所引起的问题非常关注，对这种家庭形式的定义进行了理论探讨。

（二）对家庭结构及代际关系演变规律进行理论研究

费孝通（1938）指出，中国的传统家庭是个绵延的事业社群，因而它的主轴是在亲子关系之间，而不像西方家庭那样在夫妻关系之间，中国的家庭不仅重视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育，也重视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反哺。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大家庭不可能是中国家庭的主导模式，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实现大家庭所需的住房条件和其他资源（O. Lang，1946）。

“四二一”是我国现在和将来的一种重要的代际形式，不一定是住在一起。这种结构将产生家庭内部和社会的沉重负担，处于代际顶端的四位老人养老风险大，家庭内部代际间接力式的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杨宁，2011；梁秋生，2004；杨妙姝、谭华清，2011）。但也有学者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老年支持的情况并不太糟，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可以胜任照顾老年人的责任（原新，2004）。有学者认为要开展综合性的住房、养老、照护等制度改革，并重视家庭道德教育（陈月新、袁冰心，1999）。

（三）对不同地区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