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理文化概论

在陕西三大板块的文化土壤上，关中平原酝酿的农耕历史文化，历史悠久，积淀着深厚的农耕文明，并创造出与此种文明契合无间的儒家文化，重本轻末，重农轻商和以“躬行家教为本”的文化个性，深深浸透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审美观念之中。陕北因沟壑纵横，加之气候干旱少雨，农耕条件差，反映到文化上，则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并行发展，反映到人文气质上，则以悲壮粗犷、彪悍激越为重。特别集中凸显出的坚韧的生命感、深远的苦难感、传统的道德感和淳朴的诗意感，成为陕北地域上个体文化的共同张力。与关中和陕北截然有异的是陕南文化，陕南地区地处秦巴之间，气候温暖湿润，地貌复杂，属于典型的江南文化特征。由于高山险峰的阻隔，对外交流不可避免地受到阻碍，因此这里形成了闭合的文化传播模式，最为明显的是淳朴的民风，以及融进人物性格之中的浪漫主义的风韵气质。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多样的生产方式、渔猎生活的无羁无绊，促使陕南人在人生经历、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情感、个体气质都有着共同的一些特点，形成了喜好绮丽、委婉幻变的审美形态。尤其表现为儒家文化中与道家文化兼而有之的文化特性，对道义的推崇，对自由的追求，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死的超越，等等。无论是在商洛，还是在安康或者汉中，这一切，都成为陕南地域文化特色中的一大共性。

二 陕南作家独特的审美视域

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出不同的审美境界，造就了相异的文学风格。任何一个作家群或文学流派的创作共性即使很多，但其中最基本的还是他们所依附的文化土壤和精神趣味。

地域文化是作家创作的素材源泉，也是他们的文化动力和精神价值坐标，深刻且广泛地影响着作家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和审美需要。“盖山川水土不同，斯性情才情各异，故发为声诗，亦互有别，一贵情绮，文盛乎质，一重气质，质胜乎文……亦自然环境使然也。”^[1]文学的地域内涵，决定了其审美心理必然是以本土地域自然风景和人文事象为其主体指向，必然是以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活动以及人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为描写对象，从历史的纵向维度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统统纳入写作视野，进而给予全面完整的审美观照。陕西的三大区域各自特色鲜明，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似乎更加直观，不同的创作主题、审美意象、表现方法、写作技巧，都毫无二致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自不待言，这种差异必然是自然、社会和人文多种因素共同发力的结果。而且，不同地域，这些因素各自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即使同属于陕南这方区域，从东往西的商洛、安康、汉中也由于具体的地域文化有别而呈现出了鲜明的文学差异性。

（一）商洛，儒、道、释三位一体的并存文化

从历史地理属性来看，商洛山大沟深，地处鄂豫陕三省结合部，属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过渡带，自五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商洛逐渐被边缘化，也因此成为世人避乱之所，人口源流多样，多族群杂居。延续到文化深层来看，商洛也是文化上的过渡地带，形成多文化背景的共存结构。既因袭了农耕文化的传统，又融合了秦楚文化的特征；北方游牧文化没有对其造成冲击，南方的游耕文化北上止于湖广，日复一日，于是在地缘上某种程度呈现为与世隔绝的完整性，故而封闭且处于夹缝中的商洛，文化包容性极强，呈现出中国文化儒、道、释三位一体的并存状态，渐进形成了商洛独有的人文心态。

首先，包含了对儒学的信仰，崇尚教化，注重个体人格的培养和陶冶修炼；同时由于浸润于游耕文明和渔猎文明，商洛文化还包括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膜拜，这种地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的文学情愫和追求，譬如，对山的崇拜，对水的敬畏，对动物、植物的隐秘图腾，对土地的依恋，以及对自然神秘力量的膺服，这些都成为族群文化的寄托，表现在创作风格上，这里“士敦文学，不尚声华”。享誉全国的商洛籍代表作家有贾平凹、京夫、孙见喜、方英文、陈彦、屈超耘、鱼在洋、慧玮等，他们的文字中无不表现着独具异彩的商洛审美趣味。

1952年2月21日出生于丹凤县棣花塬的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奇才，被誉为“鬼才”。自幼潜心读书，寡言多思，性温和敦厚。贾平凹具有极强的社会捕捉力，文学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