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与现代媒介技术形式勾连在一起的文化，依据由技术所决定的传播方式的差异，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称为“大众文化”和“新媒介文化”，以此来强调受众层面以及与此相关的传播内容的不同。倘若前者有着老套、陈旧的意味，仿佛后者便天生有了“新鲜的”味道：小众化，内容个性化，风格多元化……我们知道，技术乌托邦主义为之提供了很多论证。但是，在我们乐观地描绘“新鲜的”“民主的”“创新的”新媒介文化之际，必须要先对几个问题慎重看待：相对于传统技术的新媒介技术之“新”，是在传播的层面还是内容的层面？这样的新媒介文化，是否冲击了旧媒介技术所对应的“大众文化”的原有之义？如果并未形成冲击，那么我们将可以立足于与“大众文化”内在相关的“文化工业”理论，对当下新媒介文化^[1]的诸多现状进行合理探问。

谈起大众文化，必定要涉及文化工业理论。“文化工业”是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批判性视角的更慎重的表述，正如阿多诺所说，“文化工业”的倡导者会把“大众文化”解释为“民众艺术”的当代形式，即从大众中自发产生的文化。“文化工业”必须与“民众艺术”进行严肃区分。《启蒙辩证法》一书由此以“文化工业”替换了其草稿中所使用的“大众文化”的表述。在本文中，为了避免上述问题，并强调作为文化工业之后果的大众文化，我们用“现代性大众文化”来替代“大众文化”的表述。

无论是现代性大众文化，还是新技术推进中的新媒介文化，当我们思考如下问题：技术之“新”是否有可能带来文化之“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面对新媒介文化，是否会显得过时与悲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技术大革命中的文化生产？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同时也是所有分析得以展开的内部支撑在于，必须明确“文化”的意义。阿多诺清晰地指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并不仅仅去满足人类的需要，它同时还对支配人的僵化关系提出反抗，因而予以人类尊重。但是，当文化被全部同化并整合进这种僵化关系的时候，人类就再一次遭到贬低。”^[2]换句话说，倘若文化是对既定秩序的盲目维护，缺失了反思的维度，作为大写主体意义上的个体必将不可能存在；作为对历史发展之每个环节的内在“真理”的抽象性承认，也必将羁绊“进展”的脚步。

新媒介文化是怎样一种文化？广播相对于报纸是新的、电影相对于广播是新的、电视相对于电影是新的，在文化工业理论之核心著作《启蒙辩证法》的写作年代，是电影、广播和杂志的世界，电视则刚开始兴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这样看待作为“新媒介”的电视的：“如果技术条件允许的话，人们也可以向收听广播那样，在家里就能看到电影。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向商业系统趋之若鹜了。电视的发展，使华纳兄弟公司不费吹灰之力介入到严肃音乐和文化交流节目之中……”^[3]除了本雅明对技术所持有的适度的赞赏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技术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它表现在阿多诺对电子音乐的管理化世界之强化整合的忧思中^[4]，也体现在马尔库塞对文化所屈从的技术合理性的批判中，文化的普及，伴随着艺术的异化，它“屈从于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如果把这一变化视作技术进步结果的话，便可以看出它的不可逆转性的深度和广度。”^[5]对技术的彻底批判，嵌入文化工业理论的深处，新的媒介技术越是涌现，这样的忧思就越是浓烈。也正因为此，“悲观”，成为人们评价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评的关键词。那么，在电视网络化，手机网络化，以及一系列“旧的”媒介技术与“新的”媒介技术融合所带来的诸多新形态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新媒介文化所依托的技术生产和传播方式？这是解析新媒介“文化”意义的切入口，而这个切入口可以被更明确地概括为“理性批判”。

对技术的批判，更明晰地说，是对“技术所带来的人与人之关系”的批判。再究其核心，则是对生成和维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工具理性”的层层剖析。也就是说，技术在工具理性的膨胀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是连接技术与理性批判的关键通道，也即工具理性概念是展开媒介技术批判绕不开的入口。工具理性，这个概念通过韦伯和哈贝马斯的著作为人们所熟知，也由此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媒介和文化批判中。

二 工具理性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