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会中，大众媒体如同一所庞大的学校，通过“看不见的课程”给大众提供用以理解自我和世界的象征资源。同时，这所学校不仅会“威胁”孩童的传统教育，还全面渗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孜孜不倦地供给终身制的社会教育。因此，如何通过传媒教育（Media Education）来培养足以应对媒体的媒介素养，一直是学者关心的热点议题。“媒介素养”甚至被视作“游弋和被激辩的术语”^[1]，研究颇多却始终众说纷纭。而在Web 2.0应用程序面世和“自媒体”的相继出现后，新媒体不断涌现，甚至出现了媒体融合的复杂局面，崭新的传媒生态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因此，在新的参与式传媒环境之下，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传媒教育如何重构媒介素养来回应新变革趋势。

一 媒介素养范式变革历程

20世纪初，商业报纸、通俗杂志、畅销小说日渐丰富，工业化与商业化进程催生了世俗化大众文化的兴盛。也是从此时开始，人们逐步开始关注“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即“媒介素养教育”。1933年，F.R.利维斯和学生丹尼斯·汤普森出版了《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在书中首次系统提出了“媒介素养”的观点。其中认为，在商业动机的刺激下，“批量生产”的“标准化”媒介产品也让廉价的大众文化随之流行、普及，由此导致了大众的“低水平的满足”，文化的危机使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潜移默化为以享乐为目的，而对于尚未形成完整世界观的青少年来说，大众媒介与流行文化挑战着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与社会价值，无疑将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学校应当力求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使学生免受媒介所传播的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奠基的这一阶段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也被称为“防疫模式”。亦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媒介教育就是反对媒介的教育。这一模式显然与学界的理论研究观点密切相关。当时正值传播学研究中的“魔弹论”风靡，此时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也暗合这一观点：传媒如同社会的“病灶”，但如果民众注定无法躲避大众媒体投来的“魔弹”，那么媒介素养教育就应当先为其注射“疫苗”防疫，以期能对传媒散播的“病毒”起预防作用。从文化研究的纬度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利维斯主义”作为早期文化批判经典，既深刻反映当时知识阶层的文化心理，也会再次加深其普遍预设。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崇尚“少数人文化”的“利维斯主义”其后被不断质疑与反思，但它对大众文化的论断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颇具生命力，甚至演化为人们批判或藐视大众文化的不证自明的理由。所以，“防疫模式”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也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下许多研究者、传媒教育工作者的研究逻辑。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后期，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逐渐形成声势，其研究取向对于利维斯的观念提出质疑。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文化并非是存在于经典的文学文本的具有特殊权威的产物，而应当是整个生活方式。同时，另一种大众媒介——电影的产生和兴盛使早期的“接种免疫”的媒介素养观念出现转变。文化研究学派的观念引发了极大的振动，而电影也不仅是增加了一个媒介教育关注的对象，而且促使人们对于大众文化有了一种新的感悟和认识。1964年，霍尔（Stuart Hall）与瓦内尔（Paddy Whannel）所著的《大众艺术》（The Popular Arts）一书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转变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电影理论尤其是导演中心论盛行。因此，研究者开始试图就媒介文化本身做出理性的品质区分，一部分优秀的电影被视作等同于文学文本，可作为美学评析或严肃文学化评论的对象。所以此时的媒体素养教育不再是力图完全隔绝原本的媒介传播，很多教师从普及艺术的角度教授媒介素养，并帮助学生学习如何辨别和吸收“好的”大众文化。媒体教育家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就将这一时期总结为“媒介作为通俗艺术”的媒介素养教育。当然，根据1963年英国就相关情况形成的《纽森报告》（Newsom Report）来看，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虽然有所变动，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素养教育。“屏幕理论”（Screen Theory）这一与以往媒介教育理念有着明显区别的媒介教育理论逐渐成形。对这一理论的阐述主要刊载于《屏幕》（Screen）和《屏幕教育》这两份期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