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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和溢出效应分析

    作者:沈桂龙 出版时间:2016年01月
    摘要: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是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载体,是底层创新探索的重要方式。它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然而,自由贸易试验区由于试验空间的狭小性、层级的有限性以及任务的复杂性,其溢出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放大上海自贸试验区溢出效应需要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形成“双自联动”共振强化的效应,加强与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有机衔接,优化自贸试验区的体制与机制。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重要使命之一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产生地区和全国性的溢出效应。2015年全国设立了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空间范围也相应扩大,这对深化改革与扩大溢出效应产生了较大影响。上海自贸试验区应抓住机遇,成为“排头兵的排头兵,先行者的先行者”,实现国家战略的共振联动,进一步放大溢出效应,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

    一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溢出效应

    1.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溢出效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要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于“五位一体”建设,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从改革的内容看,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任务十分艰巨繁重。全面深化改革已处于深水期,要对三十多年改革进程中的难啃骨头进行攻坚,这就使得改革难以一蹴而就。全面深化改革既不是千头万绪的全面开花,也不是各领域的到处铺开,而是一定程度上局部范围的精准改革与定向改革,这些精准改革和定向改革在整体上又是紧密关联的。因此,它需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予以整体推进,但同时又要底层试验,自下而上地给予支持和动力,从而实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有机结合。这种上下配合、协同推进的改革,关键性因素就是溢出效应所产生黏合与连接作用,将底层试验不断扩散,再通过全国性推广,扩大改革深化的成效。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大规模要素投入所获得的快速增长已难以在现阶段出现,中国需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通过改革寻求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目前可以充分利用的选项。但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经济增长已进入中高速平台(见图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再次通过类似20世纪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改革带动全部,形成同样的东部带动西部效应,就需要局部改革的突破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重新增强,使溢出效应与“干中学”发挥区域性共振,并放大成更大范围的动力支撑。

    图1 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变化过程

    从改革的利益平衡角度看,由于现阶段改革涉及利益调整,改革不再是帕累托改进,整体福利提高的同时,也会带来少数人的社会福利受损。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出现的福利水平下降,甚至是低于平均水平的边际效用,都会导致出现较大的改革阻力。因此,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好改革的时序性,稳步推进改革进程。这种时序性改革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展开,慢慢形成全国性全方位改革,就需要溢出效应的渐进性扩散,对改革阻力化整为零,缓慢消解改革过程中的阻力。

    2.自贸试验区建设与溢出效应

    自贸试验区是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载体,是底层创新探索的重要方式。尽管自贸试验区的建立更侧重与高端国际规则接轨,是新的历史阶段融入国际化进程的又一重大举措,但从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的角度看,这和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设立并无根本不同。两者都承担了改革的先锋作用,通过先行先试,不断优化和创新体制机制,率先探索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自贸试验区实际上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载体,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带,示范带动则是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第一家28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放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更有着“有点突破、区域先行、辐射全国”的含义。一方面,其东向太平洋、对发达国家开放,意味着要对接国际高端投资贸易规则,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它有着长三角腹地的支撑,西向长江中上游,具有扩散经验、辐射带动的作用。而在南北轴线上,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也具有南北溢出效应的作用。

    事实上,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作为顶层设计的政策工具,在文件下发说明中明确要求,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在方案的总体目标中进一步强调,经过两三年的改革试验,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更好地为全国服务。[1]从自贸试验区的突破到带动区域、服务全国,就必须不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