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追求有意义、有尊严、融入社会生活的工作，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1]这对每个人都一样，无论残障与否。对残障者而言，就业尤有其重要意义，它关乎贫困消除、社会参与、社会融合与其他社会权利的实现。若全然失去工作机会，残障者的自尊与社会权利会被大大削弱甚至丧失。故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在第27条中就提出保障残障者的工作权，包括自由选择和接受工作的权利，不得被奴役和被强制劳动。我国《残疾人保障法》“国家保障残疾人劳动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残疾人劳动就业统筹规划，为残疾人创造劳动就业条件”的相关规定肯定了残障者的工作权利，并明确了国家和政府的责任。^[2]

但是，只保障残障者有工作机会远不足够，还必须保障他们“工作有其利”，即残障者有获得和维持体面工作的权利，以保证“工作机会”不会成为对残障者的剥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作机会的阶层化作用非常明显。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时代，就业/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分层高度相关，而当残障与就业联系起来，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更为明显。^[3]一方面，残障造成家庭经济成本上升，它会同时影响残障者父母、自身与下一代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无论是对自身和家庭成员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都是不利的。^[3]另一方面，残障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其劳动是一种纯粹的商品，效率的观点就通行无阻，残障者在劳动力市场受到排挤就变得理所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除了要鼓励有劳动能力的残障者进入公开劳动力市场，还应推行一系列积极保障与援助的社会政策，而非单纯的经济政策。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规定了政府在实现残障者工作权上的义务，指出其在推动残障者就业，协助他们寻找、获得、保持和恢复工作问题上的政府责任，包括：（1）就业服务；（2）提供或协助提供就业岗位；（3）在工作场所提供合适的辅助设施；（4）推行各类型的职业康复计划。各国政府除了要推行“工作岗位供给”这一传统就业社会政策外，还必须确保残障者在工作场所能够获得必要的环境设施与社会服务。因此，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政府的责任，而非依靠市场自发解决。在联合国颁布的《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The Standard Rules on the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中，规则7涉及就业的条款提道，“各国政府应鼓励企业雇主为安排残疾人工作做出合理的调整”，其中的行动方案除了无障碍设施、生产辅助器材、工具和设备等“硬件”，还应包括一系列工作场所的社会服务：国家、工人组织和雇主、残障者组织应共同合作以：（1）提供适当的培训、安置和不间断的支助，如个人协助和传译服务；（2）确保公平的招聘和晋升政策、就业条件、工资标准、为防止工伤和损伤而改进劳动环境的措施以及对工伤者的康复措施。

但在我国目前的残障者工作权利保障中，无论是立法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对残障者在工作场所的权利实现并不重视，也缺乏有效的工作场所支持服务与相应的社会政策，造成了残障者就业质量低下，经济收入低微。^[4]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在我国8296万残疾人中，已经实现就业的有2266万人，目前尚有858万有劳动能力、达到就业年龄的残障者没有实现就业，而且我国今后每年还将新增残障劳动力30万人左右。^[5]文献表明，当前残障者的就业率只是非残障者的一半左右，平均工资也只有非残障者的一半左右；^[6]残障者大多在工作环境差、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低的次级工作岗位上就业。^[7]

上述状况即使是在更具积极保障性质的集中就业领域也概莫能外。在融合就业理念的影响下，福利企业正遭受越来越多的非议。过往对福利企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税收问题上，^[8]但现在有研究者开始把研究焦点从企业转向就业的残障员工个体。相关研究表明，目前残障者面临以下问题：（1）从事的多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水平低下；（2）多无法获得必要与足够的无障碍设施、辅助器具和设施；（3）劳动条件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措施，二次伤害的现象时有发生；（4）劳动培训参与率低，质量不高，缺乏适用性；（5）缺乏工作场所支援服务等。同时，残障员工的被排斥感和被剥削感较重。^[9]这种弱势状况不仅影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