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如何把企业做大？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者钱德勒 （Alfred D.Chandler）在他所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一书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有对企业史研究的两点不足：（1）历史学家宁愿研究个人，而不愿研究机构，他们只被企业家所吸引，却甚少注意由企业家所创立的新机构，包括管理方式和实现的新功能，以及在创立者退出舞台后其企业所能继续竞争和成长的方式；（2）几乎没有一个历史学者愿意写出某个单一机构从开始、成长至结束的全部过程，对于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经过及随之而来的经理式资本主义可以说甚少注意。^[1]钱德勒的说法虽然是针对美国，但对目前中国的企业史研究同样适用。^[2]

钱德勒的另一著作《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讨论美、英、德三国工业企业的发展史，归纳出四种不同现代工业成长动力的来源模式：（1）通过“横向”的合并发展，方法是购置一些采用大致同样的工艺，为大致同样的市场生产大致同样的产品的企业或与这些企业合并；（2）通过“纵向”的一体化发展，方法是通过开办前一个生产阶段或后一个生产阶段的工厂，包揽从采矿或原料加工到最后完成产品组装的每一阶段；（3）向远方的地区扩张；（4）生产与企业现有技术或市场相关的新产品。^[3]简单地说，美、英、德三国企业的增长主要依赖“横向”或“纵向”的发展，以扩充规模和延伸业务范围把企业做大。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中国的江南制造局所施行“局坞分家”的话，会有怎样的结果？^[4]

二 企业如何扩充——垄断和竞争

毋庸置疑，纺织、采煤、炼钢、铁路、造船都是外来的新兴工业，中国要发展这些工业，在资本、技术、人才各方面都缺乏优势。在外商垄断的压力下，能与之抵抗并进行竞争，同样不是易事。正如《海军江南造船所工作报告书》编者陈绍宽所说：

船舶为海运利器，故造船事业，即为竞争航权之先声。综计各国船舶，在我领海领川内航行者，英约百艘，属于怡和、太古等公司。日约三十余艘，属于日清、大连等会社。美之捷江，法之聚福，其船舶合计吨数则达三十四万吨之多。仅就江轮而论，已有十四万吨。我大江航业，被其攫夺过半。^[5]

中国要打破外商垄断，必须自行扩展船队，但船舶从何而来？最直接的方法是自行造船，但在当时的上海，修造船舶多由英商船厂如祥生、耶松、和丰垄断，况且造船须解决资金、技术、人才等问题，对于“局坞分家”前的江南制造局而言，可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过去，我们对“局坞分家”的看法，一般都从政治史角度来分析，焦点都局限于地方督抚如李鸿章、刘坤一、周馥、张之洞、袁世凯之间的政治争斗或合作，^[6]因而很少注意“局坞分家”在企业经营史上的重大意义。

表1 江南制造局收入和支出统计

续表

从表1可见，江南制造局虽没出现过重大的亏损，但依赖海关的财政支援非常严重。可以说，如果完全撇除海关挹注的资金，表1中的亏损项将全部出现负数。由此可见，江南制造局的财政从来未具独立的能力。

在经费紧绌、效益不彰和外商垄断等内外压力的煎熬下，当时的两江总督周馥和驻沪总理南北洋海军提督叶祖珪毅然决定把江南制造局和船坞分家，以挽救一向业绩欠佳的江南制造局。周叶两人此举可谓孤注一掷，因为刚独立出来的江南船坞在经费、土地、房屋、机器设备、材料等方面无不依赖江南制造局供给。正如陈绍宽所说：

光绪三十一年，两江总督周馥奏请派海军大员专司其责，将船坞与制造局划分，改称江南船坞，所有与坞相连之机器厂、打铁厂、翻砂厂、锅炉厂、江岸码头及应用房屋划归船坞，年缴制造局坞租，借江安粮道库银二十万两为开办费，仿照商厂办法，常年经费自行周转，获有余利，分期偿还借本。至宣统三年完全还清，尚有赢余，概充船坞基金。

……除造修海军船艇兼招揽修造友邦军舰暨中外各项轮船外，又呈请政府立案，凡海关及招商局应修之船，均归本坞修理，以维厂务而保利权，并规定提给花红，奖励办事人员，于工程、物料、款目、用人四项，力加整顿。经营数年，渐有起色。^[7]

由上可见，江南船坞之所以出现，盖因为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