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教授来给我们讲当前财政税收领域的新动向。我们今天之所以选择财政税收这个领域，有两个考虑。一个是财税本身是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部分，2007年财税领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第二个原因是财税和金融是密不可分的兄弟姊妹。“财金不可分”，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在客观上也确实如此，金融的运行离不开财政和税收，财政和税收也离不开金融。

现在我们金融的宏观调控从基础货币这个层面上强烈地受到政府存款变更的影响。以前西方国家普遍的情况是政府向金融透支，就是政府以发债甚至其他一些方式向中央银行透支，造成通货膨胀压力，政府赤字货币化。在中国现在问题是反过来，政府在中央银行有太多的存款。在2006年政府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里最多的时候余额是1.6万亿元。政府2006年的财税收入是4万亿元，有1.6万亿元放在那里不用，就是40%。虽然有很多存款，那边还是发债，几千亿元赤字和1.6万亿元财政存款相比不算什么。好多人就是因为中国有赤字，才说中国是扩张性财政，但是有大量的钱放在国库不用又是一个紧缩性的财政。所以，说“淡出”是对基本数据和基本事实不了解。因为很多时候有技术性的安排、季节性的调整，存款虽然说高的时候有1.5万亿元、1.6万亿元，有时一下降到几千亿元。基础货币一下就紧缩了几千亿元，财政存款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太大。现在总共接近7万亿元的基础货币，里面有10%左右的变动，非常巨大。好在中国经济现在很皮实，流动性过剩，好像达到上万亿元的经济变动都无所谓。下面我们欢迎高培勇教授给我们演讲。

高培勇：大家上午好！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中国财税领域的若干新动向》。想以此为线索，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财政税收领域最近呈现的一些新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收支规模：“超收”主导的决定机制

回顾一下这些年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中国财政收支规模所走出的基本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颇具机制体制性意义的图景：无论在中央财政一级，还是在地方财政级次，抑或就汇总后的全国财政而论，进入决算视野的历年财政收支规模，其最终的决定因素，在于税收收入的“超收”状况。换言之，在由预算收支规模向决算收支规模的高幅跃升过程中，税收收入的持续巨额“超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非任何其他别的什么因素所引致。

不妨以2006年的财政收支规模数字为例并参照图1来说明其究竟。

图1 收支规模：“超收”决定一切

按照2006年的财政预算盘子，全国财政收入和全国财政支出指标分别为35423.38亿元和38373.38亿元。然而，到了决算环节，上述两个指标则分别被改写为39343.62亿元和41326.16亿元。这个数字系根据一般口径加以调整的结果。即41326.16亿元＝全国财政支出40213.16亿元＋解决出口退税欠账支出613亿元＋安排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500亿元。显然，前者超出预算3920.24亿元，后者超出预算2952.78亿元。其超出的幅度，分别达到11.07%和7.69%。

预决算数字之间之所以会呈现如此大的反差，在表面上，系因财政“超收”引致“超支”并最终扩大了收支规模。但深入一步看，其根本的原因，则镶嵌于我国现行的预算约束制度之中：

在预算的编制环节，无论是预算收入指标的安排，还是同其协调安排的税收收入计划指标，历来都是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确定的。其习惯性的做法，就是在GDP的计划增幅基础上外加2～4个百分点。如在2006年，GDP的计划增幅为8%，据此确定的预算收入增幅便为12%（8%＋4%）。注意到过去13年间实际高达20.13%的税收收入年均增幅几乎是同期GDP年均增幅（10.14%）的2倍，GDP的实际增幅又总是远高于计划增幅，并且税收收入占到了预算收入的95%以上，可以立刻意识到，无论出于怎样的考虑，在预算收入的编制环节，事实上预留了很大的“超收”空间。

在预算的执行环节，处于现行税收管理体制下的税务机关，其日常工作要在两条线索上进行：税收计划和现行税制。一方面，作为指令性的税收计划，经过层层分解并下达到各级税务机关之后，便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底线”。另一方面，作为征税基础的现行税制，在依法治税的旗帜下，把该征的税如数征上来，又是税务机关必须履行的天职。既要依计划治税，又要依法治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