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我想借此机会再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用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学这样一个总标题。因为我们在这样的题目下强调三个概念。第一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金融现在是全球化的，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我们成为潮流的一个部分。因此中国的经济理论、中国的金融理论研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课题是全球性的。现在中国的事情就是全球的事，全球都得益于我们的发展。中国稍微大一点的事，全球马上就有感觉和变化了，特别是金融市场马上就有反应。反过来在全球，世界上不同国家发生稍微重要一点的事都会对全球产生影响，这使得我们的课题成为全球化的课题。因此应当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中国的事。第三个意思就是我们的成果和贡献应当是全球化的。很多人看不上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研究，这要看用什么评价标准。就内容而言，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绝对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用那种所谓国际公认的形式化标准。我想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用国际上通用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学的方式。我们确定这个题目就是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全球化作出贡献。

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演讲。大家欢迎！

蔡昉：谢谢李扬所长。我想讲一下宏观经济应该有一个长期视角。我从非宏观经济学家的角度，对外部观察宏观经济的发展和讨论有一些看法。

首先，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分离、脱离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长期的毛病。宏观经济学其实只讨论宏观问题，不讨论增长问题。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增长问题很重要，而且和宏观经济学不可分。比如说，最早的增长理论就是从凯恩斯静态宏观经济学扩展出去的。过了几十年经济增长问题也很引人注目，也很吸引人。像鲁克斯讲过一句话，一旦开始去琢磨经济增长长期问题的时候，我脑袋就再也不能考虑其他问题了。因此开始说把经济增长放到宏观经济学里，但是比较标准的做法还是板块结合。比如说大家都读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把周期理论搁在一个板块，把增长理论搁在另一个板块，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讲得也并不太多。过去10年、20年也有一些实证的、做模型、做计量检验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大多数是做长期增长理论，比如说增长回归，那么我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因此我构造一个变量加在我的模型里，这是一个单项的解释。但是反过来说，宏观经济中的周期现象是如何受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就很少。

真正在经济学里把长期经济增长和周期结合起来加上制度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得出了毁灭性的结论。他认为长期的增长方式不可能解决不断出现的周期性的内在的矛盾，最后必然走向灭亡。传统上跟马克思比较接近的是熊彼特，但是熊彼特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他通过提出毁灭性创新理论，实际上是认为资本主义还是有前途的，因此他也被西方经济学长期所接受。但是这个把经济增长问题和周期现象相结合的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忽略了。因此我认为这导致我们对于宏观经济问题和现象的观察力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学派就是奥地利学派，应该说它有把经济增长长期问题和周期现象结合比较紧密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现在还有传人，但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了，远远不是主流。奥地利学派对于我们最主要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定义（1）过度投资，（2）不善投资，把不善投资和所谓的资源误配结合在一起。因为不善投资是长期经济增长方式所形成的，因此它和长期经济增长是有密切关系的，同时又因为误配而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因此在其中很重要的问题，起了关键作用的就是认为，生产要素价格是可以扭曲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奥地利学派才认为生产要素价格是可以扭曲的，到现在为止很多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也不太承认。我个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经济学家把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适当地拉开距离，还有可原谅之处。中国经济是转轨经济，它是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那么这种经济特征就导致了我们不具备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那些条件。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借助若干经济学领域工具，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