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王建是我们国家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比较早的，有2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王建很多观点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一般把进出口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贸易，一个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在外，中国加工制造，然后再出口。这个东西今天大家已经很熟悉，很长时期成为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部门主导的模式之一，“两头在外”当时是王建提出来的。首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建给我们做演讲！

王建：感谢李扬总是给我提供讲台。其实我不太想评价宋鸿兵这本书，今天实际上我也不打算评价这本书。但这本书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决定金融、资本、货币流动这些事情，它的因素不是我们觉得好像是公开市场那么透明，不是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公平的、很公正的一个交易。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被人操纵的、有人设计的这些事情在后面，我觉得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的研究和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今天我想解释作为经济学者，我为什么会研究战争问题，而且把货币和战争结合起来研究。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欧元统一与亚洲金融风暴及我国中期阶段的国际经济政策选择》。为什么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1998年5月写的，当时国际国内有大量亚洲金融风暴的文章，可是这些文章用通俗的话讲都不解渴，我觉得没有说出问题的实质给我很明确的答案。因为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分析亚洲金融风暴的文章都是说亚洲经济本身的问题，说这些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如何不好，问题有多少，等等。但是我们看一看，从1994～1996年到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前几年，实际上亚洲国家都是处在紧缩的过程当中的。利率、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财政赤字是减少的，外汇储备是增加的。一个国家应该有相当于3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但是发生亚洲金融风暴的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低于3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的，甚至有五六个月的储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资本金的水平应不低于8%。但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这几个受金融风暴打击最重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率都在9%以上。用亚洲本身内部的原因来解释亚洲金融风暴，我觉得是说不清楚的，那么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外部的原因。

我想亚洲本身受到的冲击，如外部、国际资本市场结构以及汇率格局的变化，一定来自于美、欧两个方向。当时美国是在十年新经济增长热潮当中，经济非常繁荣。但是我把视角转到欧洲的时候，发现很异常的情况。从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决定要启动欧元到1995年，各国都在压缩公共赤字，要达到启动欧元的标准。压公共赤字是什么？大家很清楚就是宏观紧缩。你说它的货币应该升值还是贬值？这么大的宏观政策力度，从理论上分析就是应该升值！理论上货币应该升值。但是1995～1997年欧洲货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

为什么宏观紧缩却导致本币不升反贬？进一步研究发现，欧洲人在启动欧元的过程当中虽然决心很大，但是疑虑重重，不知道欧元启动以后是强势货币还是弱势货币。但是1999年大家只能使用欧元，而欧元使用以后各国货币和原来的货币脱钩，以一个固定的汇率兑换欧元。这样很多人担心欧元启动以后不是强势货币，结果就引发了大量用美元避险的投资活动，把欧洲货币资产转换成美元资产。大量欧洲货币向欧洲以外特别是美国流出。

这种流动同时改变了国际汇率关系，对亚洲货币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影响，亚洲国家的货币锁定美元，欧洲货币对美元贬值等同于亚洲货币对欧元升值。这样的话，亚洲国家的产品和欧洲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当欧洲货币不断贬值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洲国家逐渐开始出现一些逆差，或者说顺差开始逐渐地减小，这是一个方面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就是大量的资本流向美国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国际游资突然增加一大块，很多的钱就流向亚洲。流向亚洲以后当亚洲国家在贸易、经常项下出现了逆差或顺差减少时，资本项下的顺差不断放大。那么资本项下顺差放大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国际货币来捧亚洲货币，把亚洲货币推上去，捧亚洲货币的结果是什么？大家知道泰铢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