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言

自1991年开启中国-东盟对话以来，中国和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支柱领域开展各项活动，以推动东盟在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目前，在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基本走上了一条睦邻友好和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但是，随着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美国“重返亚太”之后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中国东盟关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成功的减贫仍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关切，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内部和之间的包容性发展与减贫，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继续推动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着力点。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通过有效的经济增长促进了贫困人口的减少。但总的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减贫进程并不平衡。一些国家的减贫成效较为显著，另一些国家的贫困和不公平现象依旧十分突出。特别是从贫困的多维现象来看，减贫进程更加不平衡。持续的经济增长、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制度建设，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人们生活质量全面提高的基本条件。近年来，包容性增长和发展战略受到的关注越来越高。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促进人类发展，即增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人类对于增长、贫困与不公平的认识在逐步深入。增长对减贫的影响，从最初的“涓滴效应”到“利贫性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现在，则更多地强调“包容性发展”。世界各国正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发展进程和理论体系。中国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更加强调转换发展方式，构建更加包容的国内发展战略和中国的对外关系。利用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机制，积极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内部和双方包容性发展，促进区域减贫和可持续发展，对构建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东盟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本文第二节对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包容性发展进行简要论述；第三节简要分析中国东盟国家的增长、贫困与不公平现状；第四节回顾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并分析当前的挑战；第五节提出包容性发展与减贫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政策建议。

第二节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包容性发展

一 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增长概念是在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提出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通过“涓滴效应”最终让贫困人口受益，经济增长是减贫的主要因素（Deininger and Squire，1997；Dollar and Kraay，2002；White and Anderson，2001；Ravallion，2001；Bourguignon，2003）。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能减贫，只有经济增长是持续的、广大劳动者都能从中受益的、劳动收入在收入增长中占较高份额时，才能实现广泛的减贫。Bourguignon（2003）提出了“贫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三角图，认为除增长效应外，收入分配效应也是影响经济增长减贫效果的因素，Kakwani和Pernia于2000年在《什么是利贫增长？》一文中提出了利贫增长概念，用于测量增长有利于穷人的程度。Ravallion 和 Chen （2003）提出了测量利贫性增长的利指数，Kakwani、Khandker 和 Son采用“贫困等值增长率”（Poverty Equivalent Growth Rate，PEGR）来测量利贫增长。

阿玛蒂亚·森（1983）认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主要强调一国国民产出、总收入、总供给的增长，而忽视了“权利”（Entitlement）和“能力”（Capabilities），经济增长是手段，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发展是一个拓展人类有理由珍视的真实自由的过程，是权利的拓展。权利贫困是限制人们获取各种自由的根源，要摆脱贫困，首先全体居民要取得平等的权利，获取自由。他提倡通过赋予人们经济自由、社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因此，按照森对“权利”和“能力”的定义，只有保障了人类发展的权利和能力，增长和发展才是包容的。

当人们从关注“GDP总量”的增长，向关注“收入分配”转变时，只是向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包容性发展，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Sen，1983）。Acemoglu 和 Robinson （2012）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其执行的是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在榨取型制度下，公民缺乏公平的机会和政治权利。政治权利的缺失使得人们难以拓展其经济机会。

亚洲开发银行（Ali and Son，2007a，2007b）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和测量方法进行了研究，认识到机会不平等是带来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2007年修订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