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地方性文化的削弱与摧毁在当下已成一种常态，因而，作为特定文化共同体共享的记忆，文化记忆成为人文社会学科日益关注与聚焦的主题。本报告对上海民间淮剧戏班及其所驻剧场进行考察，旨在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地方性文化以及基于地方性文化之上的文化记忆和全球城市之间的关系，当地方性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被更新、被消解，地方性主体如何通过剧场及剧场中的“表演”实践构建记忆政治，进而重建共同体及身份认同。作为移民社群的文化场域，分布在上海的苏北移民聚居区的民间淮剧戏班和剧场，可作为独特视角来考察全球语境下地方性文化的构成、生产和发展，以及“苏北人”这一特殊的移民群体——地方性社会主体的社会空间及其与客居城市之间的关系。本报告以上海民间淮剧戏班的剧场与表演实践为例，探讨在全球文化流动的背景下，地方性文化处于何种位置，在地方性日益被消解的全球都市空间中，全球化与地方性如何相互建构，进而探讨地方性主体在剧场表演实践的记忆政治驱动下，如何进行社区共同体与公共空间的重建。

一 地方性文化的社会属性

地方性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是关系化和语境化的，表现为特定的社会性、能动性和再现性。^[1]作为非原生的上海地方性文化，上海民间淮剧戏班及所驻剧场承载着苏北移民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生命史，是他们家园情感的延续和想象力的再创造，对其在全球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发展态势以及“苏北人”这一地方性主体文化记忆的考察，有必要对淮剧戏班南迁入沪进行追踪溯源，并对“苏北人”这一特定概念进行爬梳厘清。

（一）被污名化的“苏北人”

19世纪中叶南下移民进入上海的苏北人及其所带来的苏北小戏，当属外来人口及移民文化。在历经百年与城市的交融发展中，苏北小戏成为多样性的上海城市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对起源于苏北的淮剧在上海的发展兴衰进行回溯之前，首先对“苏北人”这一概念进行意义界定。在对“苏北人”的研究中，韩起澜指出：“苏北人这个概念源于移民格局，极有可能是一种标签，用以描述江南和上海的移民人口。”^[2]

19世纪中叶，频发的自然灾害促使大运河沿岸居民南迁，包括上海在内的富庶江南地区成为首要迁移之地。这些来自苏北的移民大多数从事非技术性行业，如黄包车夫、码头工人、澡堂侍者等。从19世纪晚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居住在上海的苏北人，一般被看作是穷人。^[3]当“苏北人”作为社会底层穷人的标签，用来描述江南地区或上海的外来移民人口，“苏北作为一个地方的理念便产生出来，用以界定他们的原籍”^[4]。职业的低下使得“苏北人”成为社会偏见和歧视的对象。“苏北人”被“污名化”的历史在他们南迁的背景中拉开序幕。南迁艺人将江淮戏带入上海，淮剧在上海的发展兴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北人”被“污名化”、被边缘化的典型表征。

（二）淮剧进沪

一百多年前，淮剧发源于淮河流域的苏北里下河地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北发生特大水灾，部分艺人来到上海，也将江淮戏带入上海，在苏北人群体中广为传播，观众主要聚居在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码头、市区四周边沿地带和郊区市镇等地区，他们大多是码头搬运工、环卫工人、车夫等。民国初年，江淮戏艺人主要在街头坐唱演出，1916年，陆小六子在闸北开设了第一家专演江淮戏的群乐戏园，第二年，马金标在南市三合街开设了三义戏园，江淮戏自此从街头演唱进入剧场登上舞台。^[5]

淮剧早期能够进入的剧院远离租界，地理位置比较边缘，如南市的民乐大剧院，斜桥的黄山大戏院，闸北的凤翔大戏院，上海大西大戏院、高升大戏院，后两家戏院位于上海西区棉纺工人集中之地。新中国成立前，淮剧从未在上海的公租界或法租界的大戏院里演出，能够接纳淮剧演出的戏院，也只是靠拉黄包车起家、来自淮安的刘慕初夫妇所开办的民乐戏院。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一些京剧演员加入淮剧班社，或与淮剧戏班同台演出，无论是剧目、行当、表演艺术，还是音乐和舞美，淮剧均从京剧中获得丰富“养料”而日渐发展。抗战胜利之后，众多逃离战乱的淮剧艺人重返上海，组成众多班社，这一时期，民间淮剧戏班得到较大发展。淮剧有史以来最为昌盛的发展时期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