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文化资产的处理方式，例如，建设文化设施、拆迁或保护历史街区等，往往会牵涉社会不同阶层、组织及势力的利益，他们以不同的价值观表达、沟通及决策参与方式，影响着这些项目的发展方向以及形象特征。因此，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的形成，被认为是以各自利益为驱使的各种政治及社会势力相互角逐、互动，并参与决策的结果。香港社会自1997年回归以来，保持相对较高程度的区域自治，除了政府、商业势力外，各种非营利组织及普通民众在小区发展项目中也具有一定的参与度。本报告以香港中环永利街历史街区拆留方案所引发的社会争议为切入点，剖析各方社会势力的主张，以及他们影响永利街发展及形象塑造的过程和结果，从而揭示出文化研究视角下，城市文化形象形成的方式以及永利街的形象特征。该研究运用Michael Foucault关于话语权与权力的理论。Foucault分析了权力产生话语权的过程，这个过程同知识和权力同时发生，并使权力和知识相结合，最终以多种形式，加强社会控制。在Foucault看来，人是使用权力的工具，权力在每个层次产生，即权力无处不在。根据他的解释，权力与知识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换言之，任何领域的知识都在权力关系的影响下形成，知识不能预先假定或建立权力关系。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以便从目标个体中得到最有价值的信息，从而确保定性研究的代表性或典型性。研究资料的主要和次要来源是档案和新闻报道，除此以外还通过访谈和观察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采用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半结构化一对一采访形式，以便采访者从预先设定的问题之外获得额外信息。参与这项研究的受访者包括市区重建局（Urban Renewal Authority，URA）助理总经理（规划及设计）区俊豪先生、中西区关注组（Central and Western Concern Group）召集人罗雅宁小姐、当地媒体代表（例如《苹果日报》）、香港本地艺术家和永利街居民（详见附录）。这些个体影响规划决策，或采用文学艺术手法表现永利街的形象，最后，影响永利街文化形象的形成。本文的论点是永利街目前处于历史建筑临时保存的状态，这是代表商业及公营机构势力的市区重建局、文化领域的艺术家、关注公共利益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及涉及居住利益的当地住户四方社会力量相互碰撞及影响的结果。永利街的形象是一种被电影作品、历史建筑审美、视觉艺术等文化手段渲染，在强大的经济利益及改善居住条件的诉求以及由文化作品引发的小区历史文脉关注的两股势力之间，勉强维持现状的香港中环历史街区的城市文化意象。

一 永利街项目的发展历程

永利街（Wing Lee Street）位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Staunton Street）和中环警署（Central Police Station）附近，其建筑形式是一排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四层唐楼（见图1、图2）。这些唐楼建于20世纪50年代，位于永利街的南侧，其北面是咇列啫士街街市（Bridges Street Market）。咇列啫士街街市是一幢具有国际现代主义风格的三层实用型建筑（见图3），于1953年在城市委员会的资助下修建，拥有26个出售蔬菜和肉类的摊位，现已被政府列为三级历史保护建筑。在历史上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处居住生活。1969年，该建筑的一楼被部分改造为有顶棚的游乐场。现在咇列啫士街街市已不再进行商贸活动，而被规划用于文化娱乐。

图1 永利街街景一（摄影：郑洁）

图2 永利街街景二（摄影：郑洁）

1988年，土地发展公司（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通过投标方式取得对永利街重建和复原的资格，该项工程被注册为“H19”项目。一年以后，香港市区重建局成立并接管土地发展公司，同时该项目被推迟。从2001年到2007年，由于恒基兆业（Henderson Land）和城市规划委员会（Town Planning Board）的纠纷，土地发展公司被剥夺对H19项目的所有权。2007年，香港市区重建局制订计划拆除并重建永利街的所有建筑，但这一决定在当时被认为违反了城市规划委员会关于保护历史建筑的方针，遭到公众舆论的反对。

图3 咇列啫士街街市（摄影：郑洁）

由于2010年的一部知名电影《岁月神偷》（Echoes of the Rainbow），这个项目的命运被进一步改变。这部电影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生活的集体记忆，促使公众采取行动保护永利街的所有建筑。出于对公众愿望的响应，2011年城市规划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