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始建于1931年，到1935年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四行仓库建成后一直矗立在苏州河畔，到如今已整整80年。四行仓库在八十年历史进程中，见证了淞沪抗战的烽烟战火，也历经了岁月的烟雨沧桑，从当时的仓库到如今的历史纪念馆，四行仓库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脚步。

一 四行仓库与四行孤军

（一）四行仓库的由来

四行仓库之名得自四家著名的商业银行，即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大银行。

四行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享有盛名，此四行合称“北四行”。此名与这四家银行背后的历史渊源有关。

盐业银行创立于1915年，创办人为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盐业银行在袁世凯在世时有代理国库之权，经办盐务收入。袁世凯复辟时，张镇芳因曾出任议政大臣和度支部尚书，在袁复辟失败后遭到通缉。盐业银行遂由吴鼎昌出任总经理。

金城银行创立于1917年，总行设在天津，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总经理周作民留学日本，后供职于北洋政府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等职，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

大陆银行成立于1919年，总行设于天津。主要创办人有冯国璋、许汉卿、颜惠庆、钱新之、谈荔孙等，总经理一职由南京中国银行经理谈荔孙兼任。

中南银行由南洋华侨黄奕住在1921年投资创立。股东有上海报业大亨史量才等人，具体经营事务则由总经理、原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全权负责，总行设于上海。

金城、盐业、大陆三行都创办于京津，虽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纷纷将经营重心南移，但人们习惯上仍将其视为北方的金融势力。而在上海设立的中南银行，由于总经理胡笔江与北方金融界人士关系密切，也被归入“北四行”。

这四家银行不仅各自经营出色，还敢于开拓、高瞻远瞩。1921年，盐业、金城、中南达成联营协议，“厚集资本，互通声气”，次年大陆银行加入，由四位总经理轮流主持联合事务所。四行逐渐成为商业银行之翘楚。1922年四行联合准备库成立；1923年成立四行储蓄会；1931年设四行企业部和调查部；1936年又设四行信托部。

1923年6月，“北四行”在上海开办四行储蓄会。为了堆放银行客户的抵押品和货物，四行储蓄会于1932年在光复路1～21号自建仓库，耗资82万元，名曰“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坚固大厦。仓库为欧式建筑，屋宽64米，进深54米，高25米，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整个仓库为钢筋水泥浇筑框架，花岗岩条石砌墙，异常坚固，易守难攻。且有地下室可作隐蔽。其东、西、北三面均为高墙，仅朝南面对苏州河开有门窗。为当时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人们现在统称的“四行仓库”是紧靠西藏北路的大陆银行和紧靠晋元路的北四行组成的联合仓库。两个仓库比邻而建，大陆银行仓库设计于1930年，四行仓库则稍晚设计于1931年。两座仓库均由当时上海滩著名的英国建筑事务所通和洋行所设计。

两座仓库均为地上五层，无地下室，上部主要为钢筋混凝土无梁楼盖体系，后期被加建至地上七层。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四行仓库曾作为八十八师的师部。中国守军撤退后，四行仓库成为中国守军在闸北的最后阵地。留守的孤军在这里展开壮烈的战斗，一个个传奇的故事赋予四行仓库独特的历史韵味。

（二）四行孤军的故事

1937年10月下旬，面对不断增援的日军，中国军队终因损失过大而逐渐无力支撑。10月26日，中心阵地大场陷落，局势急转直下。大场位于闸北边缘，为通往南翔、真如的要道，同时又是当时中央集团军和左翼集团军的交界处，日军占领大场，中央集团军即有被夹击歼灭的危险。

在此之前，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中央集团军被包围歼灭，蒋介石决定下令中国军队有限度地撤退，移至苏州河南岸防守。10月26日晚，以朱绍良为首的中央作战集团奉命从沪西南渡苏州河。当晚至27日上午，中央作战集团部队纷纷西撤。^[1]

但为了配合外交策略，给中外舆论留下中国军队仍在苏州河北岸坚持抗战的印象，蒋介石决定用少量部队留守，以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初步拟以八十八师守闸北。10月26日第三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通电孙元良，告知蒋介石的计划，并询问意见。孙元良还派师参谋长张柏亭到第三战区司令部前线向顾祝同请示汇报，两人进行了谈话。

在谈话中，顾祝同提到了蒋介石留师闸北的目的。

“但国际联盟11月初要在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