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80余人对上海和江苏展开考察，与上海、江苏分别签署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技术交流的协议，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就习近平同志提议的建立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的设想达成共识。习近平的沪苏之行也拉开三省一市高层频繁互访的序幕，长三角区域合作骤然升温，2003年因此被视为“长三角元年”，长三角一体化正式走向前台。十二年来，长三角一体化不断走向深入，制度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迫切需要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区域协同发展，共同走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带动全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在新常态下，在新的起点上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担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任，有实现现代化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一 深化长三角一体化的现有基础

（一）制度基础

区域制度合作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区域内各个城市的定位与分工，区域整合优势的发挥、产业协同、市场统一、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衔接、环境保护与人口综合管理等，这些重大问题在要素合作的层面难以顺利解决，在企业主体层面也难以运作，是需要站在更高的政府层面来共同协调解决的重大制度合作问题。甚至可以说，区域参与各方能否建立完善的协调与合作制度成为区域一体化能否顺利推进，甚至是成败的基础和关键。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政府高度重视协同发展合作制度和机制的构建，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层次分明、分工合理并从宏观到微观的“会商—决策—协调—执行”四级联动、有机协调的合作运作机制，成为一体化深入的最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

第一层级是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2005年12月25日，在杭州召开了首次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区域合作正式被纳入两省一市最高决策层视野，2008年安徽省加入，形成了如今的格局，至今已经召开了10次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作为长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中最重量级的会议，座谈会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回顾与总结当年的长三角合作成果；二是结合宏观形势，讨论来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研究、决策各省市间合作与交流的总体思路与重点工作。如2014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在新的起点上推进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为主题。

第二层级是常务副省（市）长主持的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2009年8月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首次会议，成立长三角联席会议办公室并将其作为日常协调机构。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分析当前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情况，总结交流当年长三角合作与发展的工作进展情况，落实主要领导座谈会的部署，协调推进区域重大合作事项，部署了下一阶段区域合作发展有关工作。如2014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围绕落实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完善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制，加强重点专题领域合作，做好区域规划协调衔接工作，努力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

第三层级是市长参加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目前协调会会员城市已经扩容至30个。主要任务是将宏观的合作目标变成合作专题，在城市之间以专题形式进行不同领域内的合作，主要开展交通、港口、规划、旅游、科技、信息与产权等专题项目的合作，是最具操作性的一个工作会议。如2015年3月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的第15次市长联席会议，会议以“适应新常态、把握新机遇——共推长三角城市新型城镇化”为主题。

第四层级是部门间及行业间的合作机制。长三角城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间也建立了联席会议、论坛和合作专题等合作机制。如2003年建立的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由科技部门主导，针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由国家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