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自贸区建设对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带动作用的理论机制

从增长极理论看，主导产业和创新产业率先在上海自贸区发展和集聚后，上海自贸区可以向长三角其他地区进行扩散，形成强大的辐射作用，带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20世纪50年代，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r）在其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中，论证了经济增长并不是遵循均衡发展的路径，而是发源于一个所谓的“推动型单位”，推动型单位是一个经济部门，这个经济部门增长强劲超过平均水平并通过同其他部门联系产生影响，进而提出了增长极（Growth Pole）这一概念。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增长极的形成意味着在一个特定区域中，必然有某个特定的局部区域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区域，并通过其高速发展对其他区域的发展产生相互促进作用。

佩鲁认为地区增长极的形成要具备三项基本条件。首先，必须实现创新要素的集聚。由于创新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仅依靠土地、普通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并不会形成增长极，然而大量创新型企业和创新活动的集聚，将为其所在区域带来超常规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这种创新活动通常会在增长极区域向非增长极区域进行扩散，通过创新传播产生地区间的良性互动效应，从而强化增长极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其次，必须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增长极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该区域能够集聚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使得区域内的企业活动带来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形成可以降低区域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才有可能向其他区域产生外部扩散作用；这意味着如果区域经济规模过小，将大大限制其外溢辐射效应，从而无法形成对其他区域带动作用的增长极。最后，必须具备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外部营商环境。由于增长极的效应，并不只是一种短期效应，而更多的是一种累积和长期效应。缺乏适合企业投资、技术创新和人才集聚的外部环境，无法保障特定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可能导致在增长极尚未形成时，增长极特定区域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就已经开始减小了。因此，良好的外部营商环境是促进增长极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上海自贸区对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来看，上海自贸区已经具备了成为区域增长极的三项基本条件（见图1）。第一，从创新要素集聚来看，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已集聚了20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200多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其中自贸区张江片区更是成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重要载体，张江片区现有国家级、市级、区级研发机构403家，拥有上海光源中心、上海超算中心、中国商飞研究院、药谷公共服务平台等一批重大科研平台。

图1 上海自贸区成为长三角区域增长极条件

第二，从规模经济效应来看，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已经形成了多产业、多要素的集聚，如保税区片区集聚了1万多家贸易、物流企业（其中包括200多家跨国公司营运中心）；陆家嘴片区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载体，集聚了上海乃至国内的高端金融企业和金融要素；张江片区实现了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低碳环保产业等要素的集聚；金桥片区则在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实现了企业和生产要素的集聚。

第三，从营商环境来看，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上海自贸区的重要建设目标之一。实施以来，上海自贸区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等各方面进行了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探索，这有利于上海自贸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使其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奠定了重要的外部环境基础。

二 上海自贸区建设对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改革效应：政府视角

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制度创新主要围绕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综合监管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展开。从政府监管的视角分析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对长三角其他地区地方政府监管模式改革产生的效应。这种效应，一方面是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措施对其他地区地方政府产生的制度示范效应；另一方面是有些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措施本身需要长三角区域政府机构共同改革创新，从而带来长三角地区政府制度的协同改革效应。

（一）制度创新措施对其他地区地方政府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