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就经由民间自发推动、企业联合推动、政府推动和市场推动等几个阶段，开始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已经使长三角地区基本实现了交通一体化、人才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和政策一体化，使长三角因此避免了相互分割的问题，实现了共赢分享，也产生了整体的协同创新效应。

目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展开，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和关键，而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中长江水道和东部沿海“T”形结构中的交点，是连接国内腹地和海洋腹地两个扇面的交会点，是国内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大进大出的最佳结合点。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在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龙头”地位。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对上海寄予了厚望，正如2014年5月在亚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的，在长江经济支撑带的建设中，上海的“龙头”地位当仁不让，上海要主动去推动合作。李克强总理也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长江经济带已上升至国家战略，中国最大的跨区域国家战略建设已经拉开序幕。而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中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经济体，当好排头兵、先行者，这是中央交给上海的任务，也是上海的责任。

因此，今天上海的发展战略已经不再是就上海讲上海，而首先必须把我们的每一项改革探索，放到具有全国意义的大战略格局中去审视。可以说，在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中，上海责任更大、任务更重，改革本身面临的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那么，上海如何在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中，通过加强市场建设，成为集资金、信息、技术、人才、商品等为一体的“流”的中枢，从而在整个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形成集聚与辐射共赢的“龙头地位”，带领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实现“多向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一 城市“流”是决定一个城市“龙头作用”的重要因素

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科院地理研究所陆大道院士指出，大城市群是当今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核心区，而在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支撑下，土地需求强度较高的制造业和仓储等行业正在逐渐向核心区的周围扩散，但又集聚在核心区周围，从而形成庞大的都市经济区。核心城市与周围地区垂直和横向产业联系日益密切。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地点空间’正在被‘流的空间’所代替”，所以，“大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是‘流’的中枢，是资金流、信息流、物流、技术流、人才流的交会点”。大城市群及其核心城市往往也是一国或一个大区域进入世界的枢纽，以及世界进入该区域的门户，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极，也是最具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地区。因此，要研究上海在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中龙头地位的发挥情况，首先就需要研究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如何在长三角发挥其作为“流中心”的枢纽作用问题。

（一）城市群中“流”的定义及其作用

“流”的理论首先出现在物理学中，它指的是物体的一种流动过程以及在这种过程中形成的能量。这个概念随后被越来越多的学科所引用，如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学家金登（Kingdon）将它用于对政府公共政策的研究，提出了多源流理论；心理学家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则将其应用到心理学分析中提出了“心流”理论，研究者在分析交通问题时提出交通流的定义；伍中信在会计核算中则提出财权流理论等。而围绕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成为“流”的综合体，即“城市流”^[1]，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它是不同类型的“流”的综合体。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城市体系的重构，这使得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空间影响，已经实现了由“地点空间”向各种“流的空间”的转换，由此引起的“门户型中心城市”及其辐射区域组成的“城市区域”（City-rigion），逐步成为区域竞争与分工合作的基本单元。区域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共生演进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心+门户”的城市空间格局也越来越明显。这个“门户+中心”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区域对外交往与联系的关键门户和重要端口，是区域的“中心”和“增长极”，代表一个国家或区域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