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1]转型升级。”显然，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张晖，2011），也是中国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林毅夫，2012）^[2]。事实上，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中国目前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努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孙军等，2012）。

如何理解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现有文献研究表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不仅可以通过嫁接、裂变、改造，或者与高新技术融合（Khessina和Carroll，2008；Lange等，2009；林学军，2012；孙军等，2012），实现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技术化（辜胜阻等，2001），推动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跨越（韩小明，2000），而且可以积累资金、人才、经验等共性要素，为新兴产业提供高性能的生产装备和广阔的市场（朱梅，2002），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具有支撑作用，可以形成严密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融资提供保障（熊勇清、李世才，2010），从而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整个产业升级的关键。

30多年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取得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成就，成为国内最大的时装品牌、设计、制造基地之一，全国黄金珠宝产业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交易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和物料采购中心，拥有“中国时装之都”“中国珠宝之都”“中国钟表之都”等称号。在深圳服装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机制共同作用，政府机构、领军企业、行业协会优势互补，成为影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终极因素。

从城市治理的视角来看，政府、企业和协会都是治理主体，服装等传统产业属于治理客体，治理主体影响治理客体。借鉴SCP（结构-行为-绩效）理论模型，三大治理主体进行组合，形成不同的治理结构，通过不同的治理行为，可影响产业升级绩效。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剖析深圳服装产业典型案例，总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般规律，并尝试回答：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不同阶段，政府、企业、行业协会构建了哪些城市治理结构？三大治理主体的主要治理行为有哪些？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特征？弄清楚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 深圳城市治理结构的阶段特征

（一）服装产业起步阶段（1979～1987年）

在深圳服装产业起步阶段，行业协会尚未成立，政府机构和服装企业是两大治理主体，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了“强政府+强市场”的二元治理结构，共同推动深圳服装产业发展，为后来的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一时期，政府主体不仅包括深圳市政府，也涉及广东省相关部门，乃至国家有关机构；市场主体主要是指以港资为核心的外资服装企业。

（二）从OEM向ODM升级阶段（1988～1997年）

深圳服装行业协会正式成立，开启了服装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政府机构、服装企业和行业协会是三大治理主体，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发挥积极作用。但由于认可度不高、综合实力有限，社会机制稍显薄弱，相比之下，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发育更加成熟，形成了“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的三元治理结构，推动深圳服装产业从以OEM为主向以ODM为主升级。这一时期，政府主体不仅包括深圳市政府，也涉及深圳市辖内各区政府，以及国家有关机构；市场主体主要是指以外资和民营为主的服装企业；社会主体主要是指深圳服装行业协会。

（三）从ODM向OBM升级阶段（1998～2007年）

这一时期，政府机构、服装企业和行业协会是三大治理主体，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进一步发育成熟，形成了“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三元治理结构，推动服装企业从ODM向OBM升级。其中，政府主体不仅包括深圳市各级政府，也涉及国家有关机构；市场主体主要是指以外资和民营为主的服装企业；社会主体主要是指深圳服装行业协会。

（四）从OBM向时尚创意产业升级阶段（2008年至今）

在本阶段，政府机构、服装企业和行业协会依然是三大治理主体，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进一步走向成熟，形成了“强政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