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任何城市的发展最终都要进入城市更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一般经过两百年的历史进入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阶段（从产业革命算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我国城市的发展，城市更新日益重要，城市更新时代即将来临。从深圳来看，经过30年的发展，城市土地开发殆尽，下一个30年城市建设的重点在城市更新。根据深圳市政府规划，深圳当前需要进行城市更新的总用地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占到全市建设用地的30%。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启动后，对城市的功能、产业、交通和人口等多个方面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最值得关注是城市更新对人口究竟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调整城市更新的方向和策略以避免对城市人口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些问题就是那些已经或即将进入城市更新时代的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

二 文献综述

有关城市更新对人口的影响研究集中在人口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这一问题。人口绅士化，又被翻译为“中产阶级化”“贵族化”“缙绅化”。这个名词是城市地理学家卢斯·格拉斯在描述20世纪60年代初期伦敦的居住区更新改造过程时率先使用的（Glass R.，1964）。她认为人口绅士化是一个中上阶层家庭迁入贫困工人阶级邻里的过程，这个过程提升了被抛弃住宅的居住质量，最后取代了工人阶级居民，由此改变了区域的社会特征。总结下来，所谓人口绅士化，一般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城市中心区以外的中产阶级替代中心区内的低收入者，与此同时，低收入者不断迁出城市中心；②社区物质条件得到相应改善，城市中心环境、公共设施、服务设施和社会治安等得到显著改善；③人口的社会结构发生显著改变，由此前低收入和中产等并存的多元化转化为单一的中产阶级化；④家庭结构核心化、年轻化，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转变为年轻化的核心家庭和丁克家庭；⑤社区文化得到彻底的更新，中产文化成为主流。因此中产阶级化实际上意味着城市内城从居民社会阶层到行为模式的高级化重构过程。B.J.贝里等人依据古典经济学观点，从微观行为角度探讨了中产阶级化的判断标准，预见中产阶级化的周期性特征（Berry，1985；Wily，1999）。还有一些后现代城市文化流派学者是从文化角度来诠释人口绅士化现象和其可能带来的影响（Zukin，1987）。对西方而言，中产阶级化因其分布范围之广，产生影响之大，已日益成为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人口学等学科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被城市政府所重视的一个空间和人口问题。

国内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开始关注城市更新对人口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国内研究深受国外人口绅士化研究的影响。朱喜钢（2004）以南京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南京城市绅士化与西方城市绅士化在表现形式与动力机制等方面的异同，并指出了南京的城市绅士化与城市更新的互动关系，提出为了避免在今后的郊区化过程中出现城市中心区的“空心化”，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吸引中产阶级居住在城市的中心区是保持城市发展活力的明智之举。而薛德升（1999）和邱建华（2002）则肯定了中产阶级化在我国旧城更新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中国中产阶级化的某些特征、机制。戴晓晖（2007）诠释了中产阶级化的基本概念，对国际上若干典型国家的城市中产阶级化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阐明了国内城市中产阶级化的研究背景、研究状况和研究意义。吴启焰、罗艳（2007）在对比研究了中西方城市人口绅士化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西方城市中产阶级化具有异源同质性，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中产阶级化会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特征，与西方的中产阶级化后续演替具有很大的类似性。

应该说，国内外城市更新对人口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入的，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内外研究过于集中在人口结构的转化（即人口绅士化）这一个方面。实际上，城市更新对人口的影响不仅仅包括导致内城的人口绅士化，其对人口总量和人口分布等也有非常直接的影响。特别需要考虑的情况是，我国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目前都面临着人口总量过大、人口结构不合理和人口空间分布不合理等现象，在下一步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都有优化人口的目标。但是，城市更新往往是以商业利益为导向，其发展很可能与我们城市人口调控的方向背道而驰，从而可能导致人口问题更加严峻。因此，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