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关注“深圳学派”

我们谈学派总要有一些界定。就它的形态来说，学派应该是学术精神、学术方法和学术团队的三位一体，有学派代表性人物，有一定的学术精神，可能还要有相应的学术方法。我们理解，“深圳学派”指的是深圳的建设实践主体，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设实践和成长历程为学术案例，有可能这些对象并没有非常自觉地凝聚在一起，因为面临共同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会出现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中间可能有相冲性的东西，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案例、学理依据乃至学科建设基础上的学派。

之所以要关注“深圳学派”，是因为它本身的探索和实践也践行着敢闯敢试的实践精神，而且也体现着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

深圳在建的文化确实跟既往文化有不一样的东西，在新型城市文化建设中，我看到了科技的自觉，深圳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上海在这方面也有好多创新，他们把科技与文化融合起来，推动了文化发展，在科技这方面他们还是比较强的。

“深圳学派”的来龙去脉

在这里，我想分以下几方面谈一下深圳学派。

第一，“深圳学派”命题的提出源于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同志与余秋雨先生在1996年的一个谈话，当时提到了“深圳学派”这个概念。

在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我们慢慢把它作为一种吁求，开始行动起来。2010年，纪念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这一命题再次浮出水面。

1996年，最初提出“深圳学派”，当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理念。“深圳学派”似乎是奢侈得令人无法消化的精神大餐，而深圳的经济建设甚至文化建设还没有到那一步，王京生同志与余秋雨先生共同分析了深圳还是“文化底蕴尚薄的城市”、是“浮躁的趋利心理左右着新市民价值取向和行为的城市”这种状况，王京生同志明确了深圳文化发展的实践趋向就是“深圳学派”要做什么事，在经济建设发展以后文化应怎么做，他希望从功能上引导市民改变“浮躁的趋利心理”，同时使这个“文化底蕴尚薄的城市具备与那些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城市对话的资格与能力”。

余秋雨先生认为，提出“深圳学派”是可以的，在深圳这样的新型城市当中，人际关系跟其他城市比起来可能更平等、更单纯，这种人际关系有助于学派发展所需要的民主讨论氛围。他认为，“深圳学派”建设恐怕不是学者自己的事情，要有一种氛围。

他认为，在整体上中国文化处于转型期，深圳担负着先行先试的使命。从广义来讲，经济建设当中形成的一些经济建设理念也属于广义的文化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包括满足人精神情感的一些文化需求，有助于形成新学派充满活力的成长机制。此为天时。

余秋雨先生在谈到深圳充满活力的同时也谈到，在文化积淀比较厚重的城市，会带有一种延滞性。

深圳毗邻香港，必然成为贯通内陆与海外文化的“桥头堡”，有助于学派思想的集散与传播。此为地利。

余秋雨谈了“深圳学派”产生的可能性，谈了一些非常优越的条件。王京生同志非常务实地谈到，要促成“深圳学派”被别人认可，要干些什么事。

让文化讨论首先热起来

王京生同志当时表达了五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要表现出对文化的认真亲近与重视，使关于文化的讨论首先热起来，因势而为。

第二，对文化人的见解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倾听，搞文化建设，必须听听文化人的高见。

第三，不以功利为目的兴建文化设施。现在，很多文化设施盖起来以后，文化人很高兴，比如大剧院，但很多地方盖那么大的体育设施，然后就闲置了，成了歌星开演唱会的地方，北京鸟巢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去过百老汇的人都知道，100个剧场在那里扎堆，但都不是豪华剧场，就是方便大家看演出，票价很低；剧院豪华，运营成本高，票价就高，老百姓就进不去。

第四，树立崭新的文化理念，制定趋向繁荣的规划。

第五，各类文化人才的聚集。

“深圳学派”出现了“萌芽”

尽管“似乎有些奢侈”，但王京生同志仍然觉得，“深圳学派”命题的提出，“体现出深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自我认识、自我激励的学术自觉”。这种激励、这种认识就是深圳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也可以说，深圳要建设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这种文化可能跟以往有传承关系，但可能不是简单的传承，它应该站在更开放的视野当中。

深圳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