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地域很小，人口也不多，但澳门作为南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欧风东渐的突破口，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近五个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场所，身临其境地见证了其间的得失成败和高低起伏。

有趣的是，在方圆数里的弹丸之地，生活于此的华洋民族却能共处分治、和睦与谐，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没有太大、太多的冲突。一直以来，我们更多地从利益驱动的角度去分析这一现象，很少从利益本身所蕴含的文化自觉的视角去考察中葡文化的各自基本特征和精神及其能够在澳门共处并进的底蕴。澳门跨文化环境的形成和发展，实在与中葡文化的自觉及其包容性密不可分。

本文试图以澳门葡人的自我定位以及礼仪之争时期中葡的反应和表现为案例，从经验层次初步探讨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问题。

一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文化自觉

葡萄牙人“立埠于澳门，实为泰西通市之始”。^[1]自1557年起，葡萄牙人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得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脚下“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2]，到1887年通过《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获得“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利，直至1999年才最后从中国领土上撤走，无论在西方殖民史上还是中外关系史上，都是一个异数。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中葡人民在澳门的和睦共处虽然是基于不同社群分治的前提，但文化、思想和风俗习惯差异如此之大的民族，竟然可以在方圆数里之地共同生活几个世纪而不发生重大武力冲突。

正如我们之前有机会^[3]指出，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在澳门立足，是因为他们中国观^[4]的变化。被称为欧洲第一个赴华使节的葡萄牙人皮莱资（Tomé Pires）在1516年完成的《东方志》中虽然对中国的不少事物惊赞不已，但是仍足足用了一个段落来讨论征服中国的可能性。他认为，控制中国沿海应是相对容易的事情：“用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征服马六甲的10艘船只，便足以轻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5]皮莱资之所以口出狂言，是因为葡萄牙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帝国，在非洲和印度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从在福建死里逃生的葡商加利奥特（Galiote Pereira）1560年前后成书的《中国见闻录》和克鲁兹（Gaspar da Cruz）1569～1570年出版的《中国事务及其特点详论》看，葡萄牙人对强大明朝中国的现实情况则已明显有了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这也促使他们改变态度，采取以柔制刚的对华商贸策略，并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角色——从印度洋的征服者逐渐转变为南中国海的贸易者，最终得以定居澳门。

明清政府基于其时国内局势，亦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政策，一直视澳门葡人社区为一个特殊的蕃坊，是唐、宋以来泉州、广州等蕃坊的延续。而居澳葡人自始至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奉行双重效忠的原则^[6]：一方面循葡萄牙中世纪的市政传统，组织议事会（又称议事亭）依葡萄牙法律和风俗习惯进行内部自治；另一方面，他们深明对天朝帝国的致命性依赖，遵守中国律例，对广东当局、特别是直辖他们的香山县政府恭顺臣服，并缴交地租，在澳门半岛上也基本上能够与华人和平共处，甚至通婚生子。这一经济海防的互利性及葡人政治双重效忠的灵活变动原则，正是澳门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本。

以下的文件，可以充分反映出不同时期葡萄牙人对自己身处澳门的境况的切身、客观认识。

早在1582年，一本佚名的关于葡萄牙王权在印度所拥有的城市和堡垒的书就指出：“该城（澳门）的居民几乎全部是葡萄牙人、混血基督徒和本地人。虽然它是属于中国国王的土地，那里并有他的官员负责征收当地的税项，然而，上述居民是由我葡萄牙王国的法律和法例来管治的……”^[7]

1583年，两广总督陈瑞为了更好地管理澳门，召见了澳门葡人两位代表。而这次召见，不仅确定了明朝政府治理澳门的模式，也直接催生了居澳葡人的自治组织议事会。当事人之一西班牙耶稣会桑切斯（Alonso Sanchez）神甫回忆召见过程时说：“两个人磕过头后，对都堂（陈瑞）说，葡萄牙人从来是中国国王的臣民及忠实仆人，将都堂大人奉为主人及庇护人。听了这话，都堂的态度缓和了下来，怒容烟消云散，还说想将葡萄牙人收作子民。他对两人大加恩施，给了他们几块银牌（chapa de plata）。我看见他给了罗明坚神父的两三块这样的牌子。这是宽过于长的半块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