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期中西文献的记载

1.《明史·佛郎机传》

16世纪新航路开通后，西人接踵来华，而有关“西人东来事迹，吾国史书，多述其事，然散出群籍，检寻未易。清初纂修《明史》，尤西堂（侗）任纂外国各传，始采集前人所述，汇归为佛郎机、吕宋、和兰、欧罗巴四传（见《西堂余集·明史外国传》）。厥后万季野（斯同）以布衣参史局，于西堂旧稿，重加釐定，损益颇多；且易欧罗巴为意大里亚（现存万季野史稿可参考）。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取季野之文，而稍点窜其文句，而于史实则无更易。张廷玉主修《明史》，复取王氏《史稿》而删定之，遂成今本《明史》四传，世之谈欧亚交通史者，率即以此为蓝本焉。”^[1]

前述“佛郎机”即葡萄牙，为最早由海路抵达中国的欧洲国家，并于1553～1557年间始得以据居澳门至今。关于早期中葡交往和澳门起源的中国文献，并非始于尤西堂，明嘉靖四十三（1564年）年庞尚鹏《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便有较详细的叙述：“……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陌至濠镜澳，计一日之程，外环大海，乃蕃夷市舶交易之所……每年夏秋间，夷舶乘风而至，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或又倍焉。往来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令搭篷栖息，殆舶出洋即撤去之。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夷众殆万人矣……”^[2]

郭棐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修撰的《广东通志》卷六九《澳门》条也载称：“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蓬垒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薮矣。”

此说乃成后来史书之张本，并为尤西堂所采用。尤西堂康熙年间刊本《西堂余集·明史外国传》再为万斯同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成书的《明史稿》所用，而《明史稿》又成为张廷玉等撰《明史》的稿本，其后正史、野史乃至包括《澳门记略》在内的地方志讲到中葡之交和澳门时，虽文字版本略异，但溯其根源多沿袭《明史》之说，所以，当今澳门史研究者无不参阅《明史·佛郎机传》。

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官修《明史》，被公认为体例齐整完备、史料价值较高，是二十四史中较成功和完善的一部史书。不过，虽然《明史》作者在史料选择和史实考订方面下过相当功夫，约2500字的《佛郎机传》错漏之处仍然甚多。为此，早年（1934年）著名中外关系史家张维华教授以溯源、辑补手法，参照张燮《东西洋考》、胡宗宪《筹海图编》、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俞大猷《正气堂集》、郭尚宾《郭给谏疏稿》、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黄佐《泰泉集》、何乔远《名山藏》和《闽书》、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等民间笔记、文集以及《广东新语》、《广东通志》、《香山县志》、《福建通志》等地方志凡近百种文献加以考证，并比证西人史籍所载，勘误校订。澳门史学家戴裔煊教授也参考中外文献，于20世纪70年代初对《明史·佛郎机传》重新考核，作出补充或订正。^[3]

2.《澳门记略》

中国史籍文献中，论及澳门的为数不少，如魏源《海国图志》、郭棐《粤大记》、卢坤等《广东海防汇览》、梁廷枏《粤海关志》、王之春《国朝柔远记》、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和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等等，专述澳门的也有张甄陶《澳门图说》、《澳门形势论》、《制驭澳夷论》及薛韫《澳门记》、陆希言《墺门记》、蔡国祯《澳门公牍录存》、郑勉刚《澳门划界录》等，但影响最大的是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记略》。

《澳门记略》完稿于乾隆十六（1751年）年，为唯一的澳门地方志，也是第一部较全面系统记述澳门地理、历史、政治和社会的中文典籍，堪称澳门史研究之始。全书共分两卷三篇，上卷《形势篇》写澳门地理形势、山海胜迹和潮汛风候，《官守篇》记澳门历史沿革，即葡萄牙占据澳门经过和明清设官管理情况；下卷《澳蕃篇》记蕃夷体貌服饰、起居习俗、物产技艺和语言文字等。作者印光任、张汝霖先后出任澳门同知，对当时澳门社会现实有亲身感受和深刻认识，且撰写书稿时“爰历海岛、访民蕃、搜卷帙，就所见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