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及今后十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1]任务的关键时期。深刻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新特点，特别是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于科学制定“十三五”规划、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指出，综合判断，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一 “十三五”时期国际形势

尽管国际金融海啸已逐渐退潮，世界经济也在步履蹒跚中走出衰退。但总体来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仍处于深度调整与变革之中。这主要表现在：各国产业、人口、收入分配等长期性的结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相应矛盾还在不断积累；政府与金融业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依旧脆弱，债务风险时隐时现；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不一，发展失衡状态进一步延续；新技术领域国际竞争激烈，新的全球产业链正在形成；旧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但新规则尚不清晰；各国财政、货币、金融监管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多有分歧，相应的宏观政策步调失衡；地缘政治斗争加剧，部分地区安全形势恶化，乃至恐怖主义抬头；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不仅引发市场动荡，而且对国际利益格局产生较大冲击，并成为地区冲突的又一重要诱因。

上述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对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逐渐步入新常态，其所面对的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都同各种外部因素紧密交织。因此，在探寻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时，国际视角的重要性空前提高。

有鉴于此，我们试从长周期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新常态、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新规则下的全球分工体系、国家间竞争加剧与中国崛起成本上升等三大方面，展望未来五年至十年的国际趋势，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中国将面临的外部机遇与挑战。

（一）长周期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新常态

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二十多年，是全球经济大繁荣的阶段，一般被学界称为“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大稳定”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化和全球化的综合产物。从“大稳定”转变为大危机，并进而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结果。如果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旧常态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处在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上行阶段，而旧常态的转折则预示着全球经济转向下行周期的开始。

从基础技术创新的角度来，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五次长周期，其中，第五次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上升期在1980～2007年。这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大稳定”时期。这个时期，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开启了持续近30年的经济繁荣周期，也构成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上升阶段。对此，罗斯托（1983）在30年前很有预见性地指出：有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五个周期的上升”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在对世界经济发生作用和施加影响。^[2]2007年，以次贷危机爆发为起点，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从长周期角度看，上一波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动能消耗殆尽，世界经济进入到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下行阶段。而这也成为新旧常态的转折点，全球经济开始步入新常态。

全球新常态的最主要特征是所谓长期停滞，这一概念总括了未来五年到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大体趋势与特征。

就发达经济体而言，尽管开始复苏，但美国、欧洲、日本等有陷入“长期停滞”的迹象。这一观点由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部长萨默斯在2013年底提出（Summers，2014）。其主要含义在于：由于实现充分就业并使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的实际利率（即自然利率）处于较大的负值区间，远低于现行的实际利率，因此，传统的货币政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