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出现让我国民众有种突如其来的感觉，高兴之余，有必要对其做出恰当的风险评估，尤其是政治风险评估。

一 世界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

总体来说，亚投行的设立对中国是一次机遇，同样，这也是历史发生转折的标志：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及相应的权力体系正在发生着转移。至于转移的方向，有可能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也有可能是以英国为牵引力量的欧洲。

美国利用二战中欧洲的衰落步入世界霸权的行列，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12月，45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称世界银行）。1945年12月，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这标志着当时拥有世界70%黄金储备的美国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美元作为唯一法定货币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作为重要的顺差国，为基金组织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相应地也获得了一票独大的决策权”。世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半个世纪后，历史大潮的涨点移至中国。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亚洲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国、加拿大、日本之外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根据现有章程，亚投行投票权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占75%；另一部分是区域外非亚洲国家和地区，占25%。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投票权将通过GDP、人口等一系列指标来决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截然不同。这些原则将中国置于亚投行中的关键地位。

当年国际权力向美国转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从林肯统一美国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今天面临的形势是欧洲起来了，美国倒下去；美国倒下去不是受到别国的打压，而是被自己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拖垮。与美国相比，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要顺利得多。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到今天亚投行建立，中国几乎未遭遇战争。从未来的形势看，今天的中国处于“涨潮之时”。

二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权力体系基本上由国际资本尤其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垄断和主导。在二战前至随后的一段时期，国际垄断资本是工业托拉斯和金融银行家的资本结合，列宁1916年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此有精彩分析。

自尼克松之后，美国的华尔街商业金融资本与黄金脱钩，导致美国的托拉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分离并使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工业资本开始屈从于商业金融资本。美国底特律的衰落发生在奥巴马启动的“再工业化”时期，这说明今天的工业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这是资本向“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的返祖，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叛，也是资本主义进入最腐朽阶段的标志。我们说的“腐朽阶段”并不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创造能力，而是说它的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

二 美国衰落导致华尔街寻求转移资产

随着美国的衰落，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华尔街正在将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价值向其他币种转移，即“狡兔三窟”，有可能是由几种货币最终过渡——经过亚投行“暗度陈仓”——到一种货币，从政治上考虑，这个最终货币可能就是英镑。亚投行瞬间火爆，近60个国家参与，没有华尔街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于目前世界资本开启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节奏，我们要多问一下为什么。如果这个过程完成，届时国际力量重心也就完成了脱离美国的转移，至于这个重心是欧洲还是亚洲，那要看双方驾驭资本的能力。目前欧洲正在为此准备，而中国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而美国则真心为此着急。

为什么是英镑？因为英国的政治条件有利于商业资本的生长。目前英国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英镑仍是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崛起之前一直是近代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丰富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