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一指示，十分重要。可以说，第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主题“领导权与话语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就是按这一指示确定的。

一 话语权与领导权的本质

语言是整个人类社会千百万年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交往中共同创造的，本身没有阶级属性，其作为人们的交往工具，与其他的任何生产工具一样，一视同仁地为各类社会形态、各种社会制度、各种不同阶级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服务。但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语言随着特定社会中人的思维与表达，往往被赋予了一定的阶级的含义。而话语权与话语权的领导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它反映了人们或国家在社会或世界中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

二 话语权与领导权和“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

笔者认为，整个社会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组成。经济领域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领域由国家、政党、政府、法院、军队、法律等组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领域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国家设施和法的观点、哲学历史艺术以至宗教观念等，是社会存在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在剖析领导权与话语权和“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的相互关系时，我们要看到以下几点。一是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同属上层建筑，且分别属于不同范畴和不同层次的上层建筑。政治领域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而文化领域则属于文化的上层建筑。二是经济基础与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而文化的上层建筑则属于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这些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三是经济基础不仅决定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决定文化的上层建筑。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四是领导权和“颜色革命”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属于行动与运动范畴；而话语权和文化霸权则属于文化上层建筑领域，本质是意识形态霸权，属于意识与观念范畴。五是话语权和文化霸权与领导权和“颜色革命”的关系，属于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六是“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都是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改变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或政权组成，这才是根本目的。所以毛泽东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

三 “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的渊源及基础

“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的基本理论可以追溯到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时。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即规划着用和平的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他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3]如果把艾伦·杜勒斯70年前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的话语，就是说，国际垄断资本要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钱财，掌控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各种媒体等平台，垄断各种信息的发布权，让广大民众拥有国际垄断资本所希望拥有的价值观念，并以此规制广大民众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言行，以使国际垄断资本永久地统治这个世界。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波匈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4]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