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高速发展期，实体经济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金融是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的重要工具之一，其作用不可小觑，具有融资以及市场资源配置等基础性功能的证券市场，更是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自2014年开始，中国股市十分活跃，股指持续攀升，全年涨幅超50%，位居全球之首。2015年，在“改革牛”“融资牛”“杠杆牛”等的轮番推动下，2015年6月沪指更达到5178高点，前六个月涨幅高达57%。然而自2015年6月中旬开始，A股开始持续下跌，2015年6月至7月，中国证券市场更经历了罕见的异常波动。对于证券市场而言，股指涨跌本为正常现象，但是对于一向被认为是“政策市”^[1]而非“经济市”的中国证券市场而言，此种涨跌是否已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严重后果？市场参与主体是否真正遵守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市场监管者是否真正奉行法治精神履行其监管职责？弱势的投资者是否得到应有的公平对待？这些问题拷问着监管者关于市场交易规则的建构、监管科学化与透明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投资者保护等一系列深刻命题。

一 证券市场规则建构、证券监管与证券司法

证券市场法治是一个多向度的命题，涉及证券市场自身的规则构建、证券监管、证券监管部门的执法行为、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司法活动以及证券监管主体与证券市场之间的关系，等等。通常意义上讲，证券法律法规的立、改、废，证券监管、证券执法以及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司法活动等是证券市场法治的基础。

（一）证券法律规范

证券法律规范是一个规范群，不仅包括作为证券法治核心和基本规则构建的《证券法》，还包括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证券法》集证券发行、交易、收购等基本交易规则以及交易所、中介机构、监管机构等主体规制规则于一体，旨在发挥调整证券交易法律关系、证券监管法律关系等作用。《证券法》于1992年开始起草，是一部按照国际惯例、借鉴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经验而制定的法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成该法出台。从中国《证券法》的产生来看，法律文本的设计和立法预期超前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立法的规则理性高于实践理性。从近20年《证券法》的实施来看，效果并不理想，法律文本与法律实施之间存在一定落差。

《证券法》自1999年实施以来，分别于2004年8月、2013年6月、2014年8月对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2005年10月曾进行较大幅度修订，自2014年又开始新一轮修法。全国人大财经委负责人2015年4月20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作《证券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指出，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现行《证券法》的许多内容已难以完全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新形势。本次修订草案修改内容较多，大致涉及16章338条，其中新增122条、修改185条、删除22条^[2]，主要集中在扩大证券定义、注册制改革、小额股权众筹豁免注册以及投资者权益保护等几个关键问题，以及其他涉及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等问题。《证券法（修订草案）》本应于2015年8月进行第二次审议，但由于本次《证券法》修改范围较广、幅度较大，加之股市自2015年6月开始异常波动，应当对此进行更多研究和吸取经验教训，因此原计划第二次审议的安排向后推迟^[3]。《证券法》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法律之一，本次修改不仅关注市场行为的调整与校正，同时也在充分考虑一些意外或者特殊情况下的法律调整问题。可见，经济转型时期以及经济新常态下，《证券法》承载着更多的使命与责任。对《证券法》的修改无疑是证券法学界以及证券业界的大事，尽管证券市场诚信机制和良好秩序的构建并非一部证券法所能解决，但是在当前背景下，从法律文本上先行完善，再逐步矫正证券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无疑是当下最理性与最具可行性的发展路径之一。

从证监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层面来看，2015年出台的规章及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证券市场禁入、行政和解、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股票期权交易试点管理、香港互认基金管理、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管理以及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等。从法律文本角度而言，证券法律规范总体供给较为充足，能够对证券市场实践予以一定回应，但是根据2015年证券市场的情况，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