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8月，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一场剧烈下跌，导致20多万亿元的国民财富灰飞烟灭。8月11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也导致外汇市场的较大幅度波动。中国股市和汇市波动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9月之后，股市、汇市逐渐恢复平稳运行，但是诸多潜在风险犹存，迫切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一 中国股市剧烈波动原因及对策

（一）原因分析

2014年6月3日至2015年6月12日，上证综指由2038点暴涨至5166点，涨幅高达153%。2015年6月12日，上证综指从这一轮牛市的最高点5166点，急剧下跌到7月8日的阶段性低点3507点，下跌了32%，中小板和创业板下跌40%用了不到16个交易日（见图1）。8月25日上证综指探底至2964点，相对最高点的跌幅高达43%，上市公司市值蒸发超过了20万亿元，占2014年GDP的近30%。

图1 股市大幅波动

毋庸置疑，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新兴产业发展和改革开放充满信心，是催生2014年下半年牛市的根本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股市一直在低位徘徊，而欧美发达国家股市红红火火，形成了鲜明对照，人心思涨，这也是催生牛市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股指期货、融资融券业务发展很快，政府和证券交易所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政策措施，如放宽融资规定（2013年4月）、基金开放（2014年8月）和允许投资者开设多个证券账户（2015年4月）等，都对牛市起到了助推作用。另外，在房地产低迷的情况下，也促使一些居民将投资从房地产转移到股市。新投资者不断涌入、场外配资规模激增、杠杆不断加大，最终导致股市暴涨。暴涨必然导致暴跌。概括起来，股市振荡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实体经济下行。近年来，中国工业生产回落，出口增速放缓，CPI不断下降，PPI连续40多个月负增长，通缩压力加大，依靠政府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空间有限。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前期政策消化三期叠加阶段，存在严重产能过剩，尤以钢铁、平板玻璃、水泥等传统制造业为甚。即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某些领域，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要素成本上升速度太快，直接导致一批实体企业严重亏损、破产倒闭，很多企业家放弃实业，转向金融投机领域。

二是资金催生泡沫。货币政策总体宽松，市场流动性充裕。2014年之前，地价、房价经过几轮上涨，资产价格不断推高，投机心理不断催生。2014年楼市下行，经济下行，社会投资渠道单一，大量资金无处可去，资金从楼市转到股市。很多企业利用银行抵押、质押贷款等将资金借出，投向股市以获取高额利润。资金驱动的股市泡沫，迅速逼近市场临界值，引发泡沫破灭。

三是高杠杆盛行。在缺乏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场外高杠杆融资配资机制使得股市融资配资激增，最多时高达约3万亿元的规模，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体量越来越大，杠杆越来越高，当总规模逼近临界点，股市掉头向下，下跌股票对应的部分高杠杆融资被迫强行平仓，引发资金量骤减，恐慌发生，股市快速下行。随着越来越多投资者被强平，股市陷入了越跌越强平、越强平越跌的恶性循环。

四是股市投机功能被强化。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后不务正业，将资金投入股市获利。上市公司不愿现金分红，中小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只能转而追求短期炒作。应该说，股市暴跌是对前期暴涨的报复性修正。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等技术性因素，可以助涨，也可以助跌。特别是，4月中旬推出的中证500指数期货，对前期涨幅过多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下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是金融监管不力，救市过程中部门协调不够。近年来，影子银行快速发展，金融业务边界变得模糊，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场外配资处于模糊地带，导致监管真空。银行资金以多种渠道进入股市，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难以准确掌握资金数据及杠杆率水平，决策缺乏针对性，加剧了市场恐慌和波动。在救市进程中，手忙脚乱，四面出击，难免力不从心；各监管部门协调不力而错过恰当时点，导致市场风险不断升级。中央银行处在金融监管体系之外，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

（二）对策建议

一是完善证券市场相关制度。创造条件推出新股发行注册制，发挥市场作用，促使企业和投资者回归理性。对上市公司设置法定现金分红要求，引导价值投资。实施严格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采取新老划断政策，对历史